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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晚上，讨账的人到处找人要账，欠账的人到处设法还账或是藏到澡塘子等等地方去躲账；而讨账的人大都又是欠了别人的账去讨了账去还账的，这样紧张的欠债还债真是一场恶战；因为一过午夜，就不许再讨债了。这不是法律，但却是大家都要遵行的生活习惯；任凭亏欠再多，只要你逃过了除夕夜，就是明年再说了。这叫：
夜深不管浑闲事，
检点衣裳且过年。
光绪三年（1877年）出版的《都门杂咏》中的这两首“竹枝词”，内容是“讨账”和“搪账”，说明了那时的社会现象。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又延长了很多的年头，我至今还记得过去三十晚上债主盈门，家里大人应付为难的光景；等到我也长大了之后，社会上的人情就变得更加浇薄，“午夜以后不许讨债”的人情习惯没有了。春节过后的报纸上经常登得有“年关难过，逼债致死”的新闻，在旧时严冬的新年新岁里，“恭喜”的声音是掩不住哭声的。
孩子们之所以幸福，就在于他们不必负起生活的担子；他们自己就是担子，只有被人挑而没有挑人的义务。我们在许多古旧的年画里，在街头巷尾都看见那样愉快、那样兴奋，可又是那样战战兢兢、掩着耳朵去点燃爆竹的孩子们。我们小时候也大都有这样地去放爆竹的经验，可是谁知道大人们是用什么心情来听爆竹的响声的。贫穷人家，在过年时候也许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但是即使去要饭，也要凑钱去买一串或者哪怕是一个单头的爆竹；全家老老小小围在一起，像进行一个什么典礼一般地隆重地把爆竹放掉；崩一下，崩掉穷气；把穷神崩走，把财神接进来；今年过了，明年发财。
自然，明年还是不会发财的，但是明年还有明年啊。我们的旧社会里是有那么多的人只凭着这不可希冀的幻想讨生活的。他们说：“过年比过关还难！”那时候的春节的另一个名字是“年关”。
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为的是告诉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知道，在过去的社会里春节对于人们的意义。那堆积在你们的爸爸、妈妈，以及祖父、祖母身上的生活的重债，曾经是世世代代也还不清，而是到了解放以后才真正地还清了的。
我们的国家过去一直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春节是农历上最大的节气。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四季的辛苦换来年终岁首的休息。这个充满着劳动的气息的原始的古老的又是普遍为人喜爱的节日具有着丰富的生活魅力。那灯笼、红烛的光芒，那爆竹的声响和划过黑夜天空的流星焰火，将在这春节的夜晚里，把我们这样美丽的祖国织染成彩色斑斓的神仙世界。
北京的春节自然有北京的颜色。譬如厂甸吧，这个最能代表北京春节特色的地方。我刚刚看到琉璃厂的二希堂书店的掌柜，他对我说：“今年的厂甸可不比往年，去年厂甸摆了五百个摊子，今年增加到八百个了。我过去没在厂甸摆过书摊，今年公私合营了，我得把最好的书都摆出来。您可千万去逛逛。初一到十五，吃的、玩的，什么都有，甭提有多热闹！”
假如说：旧日的春节，欢笑之中夹着眼泪，那么今天的春节就只有欢笑了。也只有今天的春节，才会给中国人民真正的幸福。这才应了那句老话：普天同庆。让大人也和小孩子一块儿尽情欢乐！
1957年2月28日
往事忆旧录“二流堂”真相（1）
杂志约我写一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令我感慨万千。原来不过是朋友们之间日常生活里互相交往的一些细事小事，但是居然被那些别有用心、惯于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政治运动家们把它渲染、夸大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什么“反革命政治集团”。从昏天黑地的1957年“反右”开始，到那个贻笑万邦的十年“文革”中闹得鸡飞狗跳尽人皆知，都等着要爆出个什么特大新闻来，而最后浪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多少人力财力，到处内查外调的结果却是一场瞎胡闹，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更无论其为什么“政治问题”了。想想真教人又可恨、
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
中年烦恼少年狂，
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
荆天棘地也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
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
一生误我二流堂。
上面这首七言律诗做于1972年夏天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畔地名团泊洼的一处犯罪人的劳改农场，当时这片宝地乃是所谓中央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那几年当中，这个干校不知表演了多少悲剧、惨剧，更多的是闹剧和滑稽剧。
“二流堂”群落之一：丁聪
1942年末，我在两年前完稿的第二个大型历史剧、以南宋宰相文天祥抗元殉国为题材的《正气歌》，将由抗日战争大后方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上演。导演由陈鲤庭先生担任，这部戏的主要演员有魏鹤龄扮演文天祥，顾而已扮演贾似道，谢添扮演翁应龙，阵容十分强大。而剧中的服装设计者画家丁聪成为我一生中最亲密的好朋友中的一个。
1988年9月吴祖光（右一）、黄苗子（左一）、丁聪（左二）
丁聪比我大半岁，今年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了，他的作品至今署名小丁，七十五岁的小丁无论就其外形和性格而言都依旧符合“小丁”这一称号；永远坦诚快乐，永远笑容满面，一片天真。小丁是漫画名家，从30年代起以锋利的笔触勇敢地冲击反动统治的壁垒，到40年代以后又以幽默辛辣的方式针砭社会生活里的丑陋落后现象。他独具特色的画笔使他的作品即使混杂放置在千百个画家的画幅里也可以教人一眼识别出来。丁聪系出名门，他的父亲丁悚是20年代便名扬上海的老画家，在上海滩上交游广阔，是上海文艺界深受尊崇的前辈。丁家的客厅里经常坐满上海知名的年轻艺术家们，由于家庭的艺术熏陶，小丁不仅绘画当行，而且是一位有弦拉成调、有孔吹成曲的出色乐手。
从40年代起，我和小丁有过多年合作乃至一同生活的经历。从重庆到成都，上青城山，去青衣江；又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合编过刊物，到香港在一家制片厂搞电影工作。更大的因缘是在新中国的1957年，虽然不在一起合作了，却同其命运地被一网打成“右派”，因此，又在极北边陲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异地重逢，共同接受过“改造”……近年来由于居处较远，难得见面，但从60年代“文革”以后，我的具有“特异功能”从文盲变成作家的妻子新凤霞奇迹般地写出了数百万字的生活短文，小丁给她绘制的插图为她的文章增添了声色。插图不知已画了几百幅，看来他们还要长期合作下去。小丁和我——如今加上了妻子，将是永恒的兄弟。
“二流堂”群落之二：凤子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电影事业发展困难，而大批曾在上海成就非凡的电影从业人员云集重庆，大量加入了话剧队伍，因此使话剧艺术在战时的陪都得到空前——甚至是绝后的发展。在《正气歌》演出之前，我虽然已经有了《凤凰城》的演出，但我的交往大致没有越出当时国立剧专的范围；从《正气歌》上演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从与丁聪密切相契的开始，我才广泛地接近了我所向往的“海派”影剧界同行们，从而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
认识丁聪以后，他带我去到他住的地方，地在临江门下，一个小院，两间平房，一间房里住的是绮年玉貌的女作家、演员凤子，另一间住的是三个独身的男子汉，除小丁之外，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和仰光华侨唐瑜。这间房里没有床铺，三个人合睡在一条非常漂亮的高级地毯上；地毯是唐瑜买来的，房子也是他租来的。
封凤子是散文作家，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又是著名的话剧演员，是曹禺名剧《原野》主角金子的第一个扮演者。只是由于性别的原因，两间房子她独占了一间，而把三个男人挤在另一室的地下睡觉；女同胞毫无歉意，男同胞也毫无怨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这是几位重文明、有礼貌、讲义气的朋友。
“二流堂”群落之三：盛家伦
盛家伦学贯中西、堂堂一表，永远西装笔挺，打着领带。他是著名的音乐家，但他的学问远远超过音乐的领域之外，多少学术界知名人士把盛家伦当做咨询、解答问题的大家，可以坐在他的大书桌对面倾谈终日。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定居的北京东单西观音寺楼上那个大房间里，桌上、床上、地板上全是书；中文书、外文书、线装书，一堆堆垛得像小山一样。琉璃厂的个体书商三天五天地给他送书来，外出归来，也很少不捧着或挟着书的。任何时候闯入他的房间，你总会看见他或坐或卧，或在窗前、或在灯下，一定是在看书。除了朋友之外，他只有与书为伴。他是个鲁男子，只有男朋友。对于女性，他从来无动于衷，多少个好事者、好奇者热心地为他作过介绍配偶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谁都承认，并且尊重他作为音乐界专家学者的崇高地位，但他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也从不附和别人。无论是中国的、东方的，或是西洋的音乐家、音乐史……他都具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朋友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写作。他没有留下一篇文字材料，或许他曾经有过研究、写作的计划，然而未及着手便在他的壮年的1956年，也即“反右派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