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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二流堂”
我是1949年10月2日，即建国大典第二天回到暌别十三年的北京的。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三十四号（后门是栖凤楼六十一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分租一间楼房给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另外还有一个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租住，另外还有楼下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由我介绍给迁来北京的新民报社作北京总管理处。我则租住了进门那六间一排的平房。我和凤霞就是在这里结婚的。
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而且基本上还是当年碧庐旧人，增加的黄苗子、郁风夫妇更是多才多艺讨人欢喜，房主人亦即经租人戴浩、虞静子夫妇都是演员，平素交游广阔人缘特好。唐瑜已经结婚成家，成为这里的常客，于是马上就传播人口，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
我家本来客人就多，眼看着客人更多起来，我住的一排平房又是在院子最外边，来人一进大门就敲我家的房门。就在这时，我们大院的斜对门开了一家叫做益康的川菜馆，很地道的川味。女老板姓金，据说是清皇族的一位格格，又说是川岛芳子的妹妹，为人很豁达灵活，开张不久便生意兴隆，去吃饭的客人常常要排队等候。这么一来，我家更热闹了，熟朋友来益康吃饭，碰上要等候，索性到我家一边聊天一边等。吃完饭也来我家坐一会儿再走。无论是本市的，来自外地的，经常能听到“去‘二流堂’走走……”这样的话。日以继日，真教人受不了，我们俩即便是再好交友，也经不住这样的疲劳轰炸了。而且我确实是不喜欢“二流堂”这个名字，我的嘴里也从来不叫这个名字，如今身受其累，我和凤霞就计算着搬离这个地方。1954年我决定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母亲除去照顾父亲，还要为我照顾不足两岁的儿子欢欢，为此我求得北京市东城房管局的帮助，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九号（后改称北帅府胡同二十一号）有十八个房间的一所四合院，并在这年秋天把他们接来北京。
这样我们一家算是在北京定居下来了。住处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协和医院北侧，正是北京繁华区的中心地带，来访客人仍不在少，但是毕竟不同于在益康饭馆对面，总是安静些了。那三年我为京剧艺术两位大师梅兰芳和程砚秋拍摄了一共四部影片，工作够紧张的，但和两位大师的合作关系都极和谐融洽，尤其是程砚秋先生资质颖异坦率天真，虽然年事已高，却富有青春气息，使我永生难忘。
“小家族”与“胡风反革命集团”
一连拍摄几部重头的京剧，又是新中国拍摄彩色片的开始，从筹备，到建组，导演的设计，美术处理上写意与写实的结合，乃至于重新编写剧本；还包括与苏联专家的合作，工作十分繁重。时间又拖得这么长远，连我这做导演的有时也不免感到烦倦，这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使我感到十分惶惑的事情：一天夏衍同志找到我，要我抽个时间去看一下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和他谈一下抗战期间重庆“二流堂”的“事情”。这个问题提得太奇怪了！“二流堂”是个什么？还有什么“事情”？我实在没法谈，只觉得莫名其妙。但忽然想起几天以前在街上偶然遇见一对新婚伴侣，过去常来我家的，这是一伙六七个自幼孤苦失怙、乱世中备尝艰苦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其中一个是我在电影局工作的同事田庄，常到我家来，并且渐渐地把他的这些小伙伴们也带来，有时就在我家吃饭，并且管我和妻子称为大哥大嫂，称他们自己这一伙为“小家族”。他们之中有画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大都年轻有为，生机活泼，我和凤霞都很喜欢他们。遇见他俩之后我才觉得：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到我家了？他们告诉我，就在几个月以前开始的一个叫做“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他们出了事：“小家族”里发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里的成员，所以他们几乎都受到了审查，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如今审查还没有结束，但他俩却不顾一切地结了婚。
我怎么也不能想象，这样可爱的一伙年轻人会是一群反革命分子？至于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我也难以想象。可是忽然要我去找厂长谈“二流堂”，会不会和“小家族”发生类似的情况了？但我在直觉上完全不相信“小家族”会是反革命。在我印象中，这群年轻人对共产党衷心爱戴，没有半点虚假；连这样的青年都要怀疑，那就太愚蠢了。
我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去看田方，田倒是十分平静、客气，叫我不要多想什么。说“二流堂”谁不知道；还说“二流堂”是郭老取名，周总理都知道。这使我也想起，听人说，建国初期，周总理在一次文艺界的集会上大声问：“‘二流堂’的人都回来了吗？”
这样我就没有什么顾虑的了，连一点点的不祥之兆也全都烟消云散；但对那些青年朋友们的不幸遭遇却一刻也难忘怀，总觉得难以理解。
拍完了梅兰芳，又拍程砚秋，待程砚秋的《荒山泪》拍完，又结束了全部后期制作，已经是1956年的秋天。由于我早已和北影厂达成协议：梅兰芳影片的拍摄是我做电影导演的最后作品，只是由于程砚秋的《荒山泪》是周总理亲自交下的任务，而且又指定要我导演，不能推辞，只得接受。拍摄结束，北京电影厂代厂长钱筱璋说，为了慰劳我，要我带领一个小小的摄制组去拍一部两本篇幅的风景片，实际上就是任我选择一个风景胜地去作一次旅游。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彩色片再不用完就要过期成为废片；那时彩色片十分珍贵稀罕，决不能白白浪费掉。这样我带着一共四个人的队伍先去四川，但由于时届深秋，只有一片浓绿，没有彩色了；然后再去云南，到昆明拍了一部《春城秋色》，从此结束了我的电影导演生涯。
实际上影片的后期制作结束已经是1957年，即使我平时对政治毫无兴趣也感到了国际国内的风云动荡。在苏联共产党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了斯大林，波兰出了问题……国内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党中央提出了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处处使人感觉到春天来到了，文艺界的春天也来到了，整个国家社会生气勃勃，使人感觉到有一股清新之风吹进生活；报纸刊物上议论风生，精神振奋，文艺界一洗沉郁之风，戏剧界也呈现一派生机。1957年3月毛主席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我也应邀去听了讲。他老人家从容挥洒，妙语如珠，听得大家十分振奋，但是后来发表的讲话定稿却作了大量的改动。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年5月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要人们消除顾虑，大胆地敞开地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时我正在创作新的话剧本，我为停止我一向不感兴趣的电影工作而十分振奋，急于写出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是家里不断来人，屡屡打断我的写作，有很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有很多议论当前形势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的人物拉着我，要我陪他去民间小剧团“放火”，更有说明白是奉命来要我发表意见，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的……这样的记者远不是一个两个，而我对文艺的领导也确是意见不少；然而在我家里却产生了很大的阻力。
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她听到我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我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她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我出去，那是5月31日，全国文联周扬、阳翰笙两位邀我出席一个小会，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我的人在一旁催我，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事情毫无转弯的余地，我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听见妻子哭了，我头也没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但那时我想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
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我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反党的铁证。
后来的遭遇可想而知，我受到的大小会批判有几十次，自己也记不得了；检讨也作了一次又一次，反正是作不好，因为立场转不过来嘛！不计其数的过去老朋友好朋友都上台批判我，甚至一位后来自己由于道德败坏犯罪劳改的楚辞家文某上台发言，历数吴某如何黄色下流，指为当代的西门庆云云……接着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
这么多的会，无尽无休的会，我已经被批得头脑麻木了。但是其中的又一个会使我更加意外。开会之前，几位专案组的同志问我：“你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交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不应当再隐瞒了。”
什么问题呢？我实在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问题。让我回家去想也想不出来。相持很久之后，才告诉我：“二流堂！”啊！原来又是这个“二流堂”。有什么问题？告诉了我我也不知道。于是我又成了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