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迎晚宴，在深夜十二点半——由于北京和巴黎时差六小时，这时已是北京的第二天凌晨六时半了——抵达我们的住处时，这个年轻人依旧是精力充沛地一手拎一个衣箱送到我们各自住房的门口。
这个年轻的法国青年是谁呢？他还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北京话。直到他在我屋里停下之后，我请他在我的记事本上写上他的名字，他用法文写着：“罗瑞·德罗贝”以及他的住址；然后又写上他的中国名字戴宏瑞和另外八个中国字：“中央戏剧学院毕业”。
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学生！显然他在写这八个字时流露着一种愉快的自豪感。他告诉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的专业是研究“宋元南戏”，他将继续在巴黎大学写这个专题的博士论文。谈到宋元戏文中几个现存的代表作品《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熟练得如数家珍一般。但是他又说：“可惜你们留在巴黎的时间我不能再陪伴你们了。从明天起我要去工作……”他接着解释一下这个“工作”的性质：“这不是什么学术性的工作，是体力劳动，去做工；为了在这个暑假期间，挣得下学期读书的用费。开学以后我还是半工半读，在大学读中文系，同时教中文。”
他再一次和我紧紧握手，表示不能陪我的歉意，我非常感动，感谢他对中国客人的深情。他说：“我喜欢中国，我才到中国去学习；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我还要去中国。”
我站在房门口，看他的背影从长廊的转角隐去。在那以后，我在和许多法国朋友的接触中体会到和戴同样的爱中国的感情。此外，我还了解到法国青年在大学就读期间大都是利用假期或其他业余时间，用各种各样的劳动来挣得学习和生活的用费学完自己的课程的。他们不习惯接受父母和家庭的供给，而以这种接济为可耻，这是西方世界的习惯。我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主义制度进步的地方。
二、“不吃苦怎么行？”大学中文教师、中年的华裔妇女白以她对祖国的无限热情接待我们。
白和丈夫已经多年分居了，她带着十岁的儿子旭旺住在巴黎。她是我们这次赴法参加学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是一个殷勤的、周到的、特别具有女性的细心的东道主，但是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对祖国的深情。
她生在印尼，七岁到马来亚，十三岁到澳大利亚，十六岁又回到马来亚，十八岁去香港，二十三岁到意大利学音乐，二十六岁到法国教书为业直到现在，在法国已经住了十三年，如今是法国籍，但其间曾多次去美国。
这样详尽地写她的所到之处与学习情况，为的说明她青年时期的生活是动荡的，这样养成她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敏捷、果断、反应快、办法多，能够很轻松愉快地处理和解决问题。我们同行的六个人都承认得到过她热情的帮助。
出生在国外的华侨，白是这样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十岁的旭旺也能说很好的中国话，是妈妈教的。“旭旺”是一个中国名字，它的涵义是清楚的，是指孩子像旭日初升那样的旺盛；当我问她，孩子的法国名字叫做什么的时候，她回答我说：“只有中文名字，没有法文名字。”她接着说，孩子正在读小学，小学的老师对孩子的名字有意见，质问她为什么不起个法文名字，而是用这两个又难记又难念的中国字？祖籍中国的妈妈对老师反驳说：“任何一个名字第一次见到时都是生疏的，你多念几回也就熟悉了。”另一个类似的表现是，在一次宴会和一次晚会上，十岁的旭旺穿的是一身崭新的裁制得十分合体的、只有中国人才穿的中山装。在巴黎，恐怕也只有旭旺一个孩子是穿中山装的。
白对我讲起，她去年曾来过中国，有两个二十多岁的亲戚的孩子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帮助下，经过了一些交涉和努力来到法国。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来工作，来谋生还是可能的，但是须要学习谋生的本领。首先要把法文突击学好。第一重要的是要刻苦，学习要刻苦，工作也要刻苦。但可惜的是这两个年轻人却就是不肯刻苦学习，生活十分懒散，以致引起寄居处主人的不满；在法国难以生活下去，回中国既有困难也不甘心……
白举了自己为生活而奋斗的例子。她也曾在美国求师学唱，曾在著名的电影明星英格丽·褒曼家里为她做一些家务，以此来解决吃住的问题；又曾经为了挣得一百美元的报酬，在十二月的严寒天气充当临时演员，去拍摄一个投水自杀的镜头。她不会游泳，这样表演得更会逼真些；当然，马上会有人把她救起来。可是十二月天气跳进河里要吃多大苦呀！由于一百美元却够学唱几个小时的学费，再苦也值得一干。她为上述两个中国青年感觉惋惜和为难，她说：“在法国，在哪里都是生活不易，不吃苦怎么行？”
白的父亲已经去世，在印尼留下了一笔遗产和橡胶园，在印尼也还有她的众多的兄弟姐妹们，也来信叫她回去。她在巴黎可以生活，她对父亲的遗产没有兴趣，不愿回去。
她说，按照法国的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应该随时得到父母的照看；否则如果有人告发，做父母的会受到法律处分。而她，一个在大学任教、独立生活的母亲，白天忙于学校的工作以及社会活动，如何能够照看孩子呀？当然，聪明、早熟的旭旺完全具有照顾自己生活的能力，但是却还得依靠友好的邻居们的爱护和关照；而假如有任何一位邻居据此而告发这个母亲的话，白说：“那我是会吃官司的。”她还告诉我，旭旺对妈妈说，在他长大到十六岁时，他便要搬出现在住的地方，离开妈妈，独立生活。
三、“叶落归根”
应法国教授班的邀请，参加他的家庭晚宴，热情的主人邀来了十多位客人，有剧作家、电影导演、高年的哲学家，还有年轻的、就要去中国利用暑假两个月时间攻读中文的几位法国女学生。
主人事先告诉我，客人中还有一位中国画家司徒，以及他的老师——一位中年的法国画家。
司徒来得比较迟，差不多是客人当中最后来的一个，同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士，是司徒的夫人。
在座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司徒坐到我的身边。他说：“看到刚从祖国来的人，我感到激动。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国家，可是我终于离开了，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
“我是被迫离开祖国的，当时我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且这么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你也许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
其实我并不知道，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开头的血肉横飞的日子里，我是被关起来的，不太知道外面的事情。这个年轻人——他总也在三十岁以上了——说到这里就显得情绪低沉，关于他当时如何逃亡，如何越境都没有说下去，也许他本来是想对我说说的。
往事忆旧录欧陆风情（2）
他说：“日子不好过，但是都过来了；到处都是困难，但是到处也都有好心人。我的老师就对我很好，他愿意教我，帮助我。我已经多次开过画展，我的画已经进入巴黎的博物馆，像我这样年纪和类似经历的中国画家还不止我一个。
“我展览给法国人看的第一张画是：秋天里的一棵大树，树叶在秋风里飘落，落在地上。我的意思你理解，但是法国人不理解……”
我说：“是叶落归根。”
他说：“就是叶落归根。我不能永远在异乡漂泊。但是我能回去吗？我能被允许回去吗？人们不会说我是个叛逃者吗？”
我说：“当然能够回来，也应当回来。为什么不被允许呢？”
我这样回答未经思索。但是我马上想到：我不懂政策、我不知道我们的官方怎样看待这种现实，我马上联想到著名的音乐家傅聪，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吓坏了，离开了他的祖国。但是他热爱自己的国家，连父亲在十年浩劫中被残酷迫害致死，在外国记者访问时也没有发过一句怨言，而是千方百计想回到他的祖国。但在终于这样回到祖国时，不是还有人攻击接待他的人说是：“居然接待一个叛徒回来吗？”
把自家的亲人、好人、有用的人赶尽杀绝，发展到十年浩劫的时代可谓登峰造极之至了。查遍古往今来人类的历史也没有一个敢于这么干的！如今海外飘零的游子想要回到他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生身故国，正说明这个祖国又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声容，恢复了吸引孤雁归来的魅力。这是何等令人可喜、使人振奋的景象。但是偏偏还有这样刻薄寡恩、皂白不分的铁石心肠……因此，我该怎样回答司徒提出的问题呢？我该如何正视司徒、这个流亡国外的青年画家殷殷期待的目光呢？
吃过晚饭，当我掏出衣袋里的手帕擦手的时候，司徒忽然看见了什么，眼睛闪出异样的光彩，一下扑下身去，从我的坐椅下拾起一样东西，紧紧捏在手里。他拾起了什么呢？原来是从我衣袋里落在地上的一枚中国辅币。司徒激动地盯住看，口里说：“中国的！十多年没有看到了！可以给我吗？”我说：“当然可以。”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漾出了泪花。
司徒告诉我，他生活得很好。这我能理解，从他的美丽温柔的夫人的幸福快乐的神色中就感受到了。他告诉我，他的工作就是画画，每天一早走出家门去画街头、大自然的形形色色，在外面吃简单的午饭……工作是很辛勤的，题材尽有，画它不完；但是由于身在异国，总觉得有劲使不上，无能为力。
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