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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齐老的画“润例”价格十元一尺，我花钱去买，怕老人不收钱，而老尹有些画，是老人平时不给他工资，只是一月给一张画作为工资。只有一次陈毅同志来我家，要我和凤霞陪他同去齐老家，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老当时画了一幅螃蟹给他，那幅画是三尺，我代陈毅付了三十元。我们辞别老人出来时，陈毅说：“还要给钱的啊？”我至今记得他的四川口音。 只是凤霞演出十分繁重，虽然干爹特别喜欢她，但她去得很少。干爹却几次到剧场看她的演出，而且戏散了仍坐在剧场外厅里等她一路送回家。 凤霞只是凭着干爹的几次教导和公公在家时很少的指点，在几年后受迫害致残后成为一个画家的。但是由于她的毛笔字太缺少功夫，所以每幅画要我写字才能成为一幅完整的作品。她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留下一些画，等待我慢慢给她填补题字。她爱说的就是：“干爹说的，我画画，你题字。夫妻画难得：霞光万道，瑞气千条。” 凤霞在天津南市贫民区家庭长大，从小在“堂姐”家里学戏，受尽折磨和辛苦，第一个心愿就是把戏学好，挣钱养家，另一个心愿就是学文化、识字。开始挣点钱了，就只能买小人书看，她多么希望能识字，看印着文字的书。 住在栖凤楼时的另一件大事，是住在我们大院楼上一间大屋的好友盛家伦对凤霞在音乐，包括演唱方法和嗓音生理知识方面的帮助。家伦学贯中西古今，是国内极为罕见的音乐大师，又是著名的“鲁男子”，平日对女明星及名女人极漠视，不尊重，但对凤霞却十分重视、爱护，经常给凤霞讲课，教她演唱和用嗓的科学方法。凤霞十分认真地向他求教，甚至在夜戏演完还上楼找他长谈。家伦长年过单身汉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我建议干脆请他下楼在我们家吃饭，还买了一块小黑板作为凤霞上课之用。凤霞向盛家伦学习的项目之一是识乐谱，但对此悟性甚差，我发现她始终学不会五线谱，即使最简单的简谱到老了也没有学会；正像我后来在电脑流行时，很早就买来一台，两位比我年轻的大家——叶楠和陈建功诚意地来教我，而我终于一点也学不会，把电脑出让了；近年才又买了一台，由照顾我和凤霞的两个小姑娘小白和小王用电脑为我两人打印文章。 凤霞认为她的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老舍先生为她安排的婚事，进了一个“满室书香的文化人家”。我在马家庙四合院的北屋靠窗下为她安置新购买的一个雕花嵌石的小书桌，旁边一个红木书架，买了一架书给她阅读。学习的书、古今中外的名著小说排满了一书架，看到她满心喜悦的样子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的家庭“回首往事”：凤霞拟题，对她的永久怀念（3）
吴祖光、新凤霞与母亲周琴绮及儿子吴欢 凤霞首先致力的是她的演出，创腔、排戏，其余的时间就是阅读，并且开始了写“作文”，作完了拿给我看。她进步之快使我惊讶，在这期间，她曾参加过大约半年官办的“六联学校”，是六个单位合办的一个为文化不高的来自农村的老干部提高文化的学习班，她也是非常认真，用功学习的。她的头两篇作文：《过年》和《姑妈》应该就是学习的“作业”。现在回忆，时间大概是1957年的春天，我查了一下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集《新凤霞回忆文丛》竟没有收进这两篇文章，该是很大的失误，也很难弥补了。当年这两篇短文就放在我的书桌上，正巧《人民日报》记者夏景凡到我家来为该报第八版约稿，看到这两篇短文，十分喜欢，我就给了他。第八版是专发文艺创作的副刊，很受文艺界的喜爱和重视，发表之后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首先就是大家尊重的长者叶圣陶先生，并且马上电话通知我，说凤霞两篇小文引起他很大的震动，要我鼓励她多写，而且希望和他见面。为此我和凤霞一起到东四八条叶家去看望过他，叶老十分热情地夸奖凤霞的成绩，告诉我凤霞的作品具有真挚的生活气息，不是一般知识分子能够做到的，希望她坚持写下去，要给她充分的条件。老人对她的关爱和期待之情使我十分感动。假如时势太平，生活安定，本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1957年，我——抱着赤诚热爱祖国、热爱党的知识分子，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投入祖国的怀抱，把家藏的价值连城的二百四十一件无价之宝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接着动员妻子把她全凭自己血汗，甚至有许多亲自手制的戏衣、头面……几个大戏箱也全部捐献。却成为“反党”的“右派”，而妻子对我一腔忠贞、一片赤诚，只因为断然拒绝文化部一位领导要她和我离婚的威胁，她竟然也被打成了“右派”。 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风华正茂，在人民的舞台上正在迸发光芒，冠绝当世，就凭她一片坚贞，也凭她在舞台上的奕奕光彩，场场演出都为剧团挣得满座，以大量收入养活全团的时候，闭幕后却不容谢幕就得到后台去劳动，倒痰盂、扫厕所，服贱役、受虐受苦…… “反右”以后，我被送到北大荒受了三年磨难，同去的一批“右派”，有的人甚至被折磨致死。但我应属于不幸中之幸，原因是要利用我写剧本，所以一年之后便把我从“劳动”中调到农垦局的文工团，从事写作。于是保得健康身体，三年后平安返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从北大荒回家的那天，凤霞带着三个孩子把家居的四合院布置得焕然一新，贴满“欢迎”字样的剪花、剪字，喜气洋洋的光景。但临去北大荒告别因“中风”而口齿不清的父亲的形象也涌到心头。又想到接得电报“父逝速归”时已过半月，只有悲伤落泪的情景。自然也会联想到三年前告别父亲时不敢说明我被诬为“右派”，只说是因公出差，父亲已半身不遂，全家把报纸、杂志对父亲封锁怕他知道真相导致病重，更想不到半年之后父亲会和我永别，而以后又出现了更加粗暴野蛮的“文革”，把我关到了所谓“干校”，使凤霞也失去了自由，从而使我高年的母亲，孩子们亲爱的“婆婆”虽然年近九十仍负起一家的重担，最后精疲力竭在医院去世。 凤霞受苦受难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我被打成“右派”所致，而我这“右派”又从何而来呢？我现在——事隔近半个世纪之后，才明白，竟是受了一个我的老朋友又是同行的阴谋陷害所致，这个“老朋友”就是备受尊重的前辈剧作家田汉。1957年田汉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当掀起“反右派”运动时，他以与我观点类似的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意见发表了与我观点相同、而措词比我更为尖锐的言论。在他自己看来大祸临头之时，和当时几个上层人物如周扬、夏衍——有他太出乎意外了——共商挽救之策，决定移祸于我。就派人邀我去参加一个少数人的“提意见”座谈会。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凤霞极力拦阻我，而我认为是对党提意见我非去不可，凤霞甚至拦在门口，我用大力将她推开，几乎将她推倒。我去参加了这个提意见会，有金山，还有一位女同志等四五个人。我提的意见是当时极为普遍的现象：一些没有文化、没有专业知识的低能干部高高在上领导一些专家，有知识的、高水平的优秀人才的现象。我不知道这是他们设下的圈套，一同出席的几个人简直没有提什么意见，匆匆散会，看来他们都体会出这是一个预先设下的“鸿门宴”，而我完全是自投罗网。而我的意见登在当时“剧协”刊物《戏剧报》上，大标题是田汉拟的：《党“趁早不要领导文艺工作”》，这不是明显的反对共产党吗？ 事情完全照田汉预谋的计划进行着，接着就是整个北京文艺界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大会小会不下五十次之多。而我的妻子新凤霞接受的便是从她工作的中国评剧院，至北京市领导，再上至部级领导，都劝她和大“右派”的丈夫离婚，但凤霞表示出的是对于这样的压力绝不接受，一切威逼、利诱，软的、硬的都置之度外。发展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已成了一片“打、砸、抢”的人间血海。她在一切威胁压力之下，没有丝毫的动摇，所有的迫害在她后来出版的《我与吴祖光》一书中有非常细致的描述，但是使我更加愧悔的是，这本在四年前出版的十五万字的小书我竟是在今天要写这篇小文时才在两个深夜里，坐在凤霞这些年来每天伏案的书桌前读完的。凤霞已经别我而去，我怎能不伤心落泪！她受了多少压力，挨了多少打，没有丝毫的屈服。面对那些残酷的所谓“领导”、那些随风倒的“群众”，没有点滴的屈服。她总是说我是男子汉，而她才是真正的女英雄，我远远比不上她。 田汉对我的陷害我直至今年收到一封远方读者来信，告诉我在一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董健著的《田汉传》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田汉诬我害我的全部过程，我才知道这一内情。可是事情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然后来田汉的结局也是非常悲惨的，而我们也终于等来了和平安定的今天。亲爱的凤霞居然以残疾之躯、半个身体没有虚度过二十三年每一个日日夜夜，写出了四百万字，画了几千幅白石老人风格的水墨画，每幅上我都为她题了字。 关于田汉对我的陷害我知道得太晚了，然而就在三天以前，先后两次听到田汉在被迫害致死前曾经对友人提到自己一生中最为痛苦自责的是1957年反右移祸于吴祖光，并因之害得新凤霞半世残疾的悲剧。这件无法弥补的恶毒陷害使他终生悔恨，永世莫赎。这话是他对我和他共同的好朋友凤子说的；当时他表现出十分痛苦，这是我的干女儿、老友赵丹的女儿赵青的爱人、作家陈明远几天前对我说的，那时明远还是青春少年。这使我回想起，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