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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是肯定存在的。比如大陆读者，您给他们造成的这种在思想上的冲击，肯定更多是那种来自于具有煽动性的天真或者很狂放的《野火集》，对《百年思索》可能就弱了。作为读者来说，这个困惑就在于，龙应台在文学上的变化可能对她自己来说是“得”，而对读者来说可能是“失”，比如到了《百年思索》读者可能觉得当初您那种天真减弱了。
龙：你说的很有意思，那是跟现实的的关系，有很多大陆的读者会感觉他所看到的问题，他希望龙应台再写像《野火集》那样有煽动性的有撞击力的东西。
傅：大陆读者恨不得您永远写《野火集》。
龙：对，没错，我也知道。可是我不能停留在那个阶段，我的作品其实在大陆发表的——你如果是研究阅读和文本之间的关系的话，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博士论文。怎么说呢，第一个，我的书在大陆发表的时候，都不是全貌，因为有很多文章不能收在书里头，或者是有些文章中的段落被拿掉了；第二个，它有个时差，譬如说我一次我在西安发现，有人现在才是《野火集》的读者，而且他还以为《野火集》是我现在写的东西，那他再看《百年思索》的话就会有点错乱。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不能为了读者而写，不止是不能为了大陆的读者们希望读到什么而写，我也不能为台湾的读者说我们希望龙应台写什么给我看而去写。我只能依靠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我自己成长、成熟的那个过程，写我自己要写的东西。那是读者得跟着我来，如果你跟不上，或者是你走到别的路上去了，我也没办法。
傅：大路的读者，包括我在内，所接受的约定俗成的一种杂文的社会功用的观念，好像还是喜欢正视淋漓的现实，比如像鲁迅先生那样“一个也不可饶恕” 的杂文的写作方法和观念。那么您觉得好杂文的标准是什么？是“一个也不可饶恕”呢，还是要留有一些余地，还是像您现在这样向历史哲学的纵深去发展？
龙：恐怕都不是。我自己心目中好的杂文第一个是它的文字，它如果是艺术，而不是牢骚的发表和宣泄的话，才能够得上文学的水准，所以第一条件是文字的精炼。你不要给我任何借口说里面的东西讲的多么透彻，或者这个事情多么重要，或者是它个性的抒发多么厉害，你先告诉我你这个文字有没有达到艺术的水准。
傅：作为一个作家，看你本事大小，关键还是看文字。
龙：对，其他全部都是借口，先看文字，然后要看你对于事情的看法深刻与否。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东西，没有别的，其他都是假的。
傅：那您有没有觉得，比如作为杂文对于社会现象和阐述自己文化观念的犀利锋芒会随着文学的边缘化而有所减弱，或者也变得边缘化而无足轻重了呢？就是看杂文的人少了，您自己的这种观念通过杂文传达的被受众所接受的可能性也减弱了。
龙：杂文是跟社会现实关系比较紧密的。《野火集》被称为台湾批判杂文的滥觞，它是一个开始，可是今天像《野火集》这样的杂文一点也不稀奇，因为很多人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已经不仅是作家在写了，因为社会民主了之后，每天的社论、报纸上都有，变成了是记者在写。那么记者写的东西就不是文学的东西了，杂文那种批判现实的那个功能已经被报纸所担负了，被民主的正常的管道所担负了，譬如说民主的议会。所以文学里对于现实的批判的东西就减弱了，因为没有那个需要了。但是在大陆，情况不是这样的，在大陆现在这个社会结构和现实里，恐怕那种短打式的杂文发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在台湾不太有。
傅：您有没有觉得，正因为它发展的空间大，那么为这个大的空间提供更大空间的载体是历史？会不会是这个促使您有意地在90年代开始，在文体上、文风上向历史中去寻找？包括您在谈到您的育儿经历的时候，说这个经历是在向历史的深处走去。
龙：我这样说吧，我离开公务员的这个工作，从7月份开始写文章，这些文章是我比较用心的，这些文章也都在大陆的《南方周末》发表，而且现在写的文章会分一个台湾版和大陆版。
傅：在文字上有什么差别？
龙：有差别，就我对于大陆状况的了解而有不同。譬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在一篇文章里头，有太多台湾的细节，而大陆读者其实不太了解，或对于大陆的现状而言不太重要的，我会把它删掉。而有时候是针对大陆的状况去做它的修正，因为大陆的发展跟台湾之间有一个时差，有一个差距，另外再加上大陆的言论的尺度跟台湾也不一样。但是，还是说回来，我现在终于又有时间回来关心大陆的状况、大陆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我不是在为眼前的读者写作，而是我自己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我自己就写什么样的文章。我现在发现，对于很多事情的批判没有那个横的跟竖的坐标，做的批判会是一个假批判。你批判一个现象，又不知道它的历史脉络是什么，又不知道同样的事情在欧洲也发生，那么你对于它的解读肯定是一个错误的解读。譬如说有很多的评论家或者是杂文的作者会出这样的现象，他说看到中国人如何如何，因此中国文化如何如何。那他不知道，所谓的中国人如何如何，其实德国人也是这样，或者今天的俄国人也是这样做的。那当你知道有旁边的这个坐标的时候，你就不能看到中国人如何如何就直接把它划等号说中国文化如何如何。这个坐标一定要存在，而随着这个坐标越来越清楚，我就不太可能一直停留在《野火集》的那个阶段了。
傅：是不是只有趟过了不同文化的河流之后才能体验到这一层？比如像刚才您说的，中国有这个，人们马上把它规定为这是文化的东西。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龙应台：作为一个作家，不能为读者而写（5）
龙：对。
傅：不能够说，这个东西有就是我这个民族独有的。
龙：而且说是民族特性，我看了太多东西都直接跳到民族特性，可是很多东西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不会写这样的文章了。
傅：其实这个所谓的“民族的特性”，放眼看一看别的民族往往都是一样的。
龙：对，它很可能不是民族特性，譬如说你在北京的街头看见发生一个事情，在跳到民族特性之前，你要知道它在波兰的街头、在莫斯科的街头也是发生的，它说不定是跟政党有关系，而不是跟民族特性有关系。你要搞清楚。
傅：小时候给您文学启蒙的是唐诗三百首、宋词、《古诗十九首》、《古文观止》等等，在中国古代的文人中对您影响大的有几位？
龙：要说在写作的时候，谁对我影响最大，其实自己是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受谁的影响。但是说在这十年之中，我比较有意地去了解，并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种共鸣的，譬如说苏东坡。好玩的是，尤其是我在市政府，所谓当官的那三年多当中，每天痛苦的不得了的像陀螺一样地在转，到了晚上12点回到家徒四壁的那个官舍的时候，我床头所放的书一定是跟白天的现实距离最远的东西，会看苏东坡的传记，会看司马迁，当然也是去看这个文人在当时那种时代的朝廷里面做官，他的痛苦、他的挫折、他的抱负是怎么一回事。有我白天的生活体验，晚上再去读司马迁的时候，那种震撼非常非常大。甚至现在最简单地去读一下苏东坡的《留侯论》、《贾宜论》，跟我18岁的时候读，38岁的时候，跟我现在所谓有了朝廷做官经验，醍醐灌顶的感觉，那是非常大的振动。所以，不能说是对我有影响，而是说特别能够共鸣的是有几个人，譬如说庄子、韩非子，尤其是司马迁和苏东坡。
傅：像苏东坡这样豪放旷达的文人性情和他遭贬罢黜的经历，您在看的时候，又在当官，您有没有一种后怕的心理：我现在在当官，会不会也像苏东坡似的？
龙：那倒不会，因为台湾毕竟是民主的，而且我做官是随时可以丢掉的，就是说我没有那个压力，我今天做明天不做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傅：跟苏东坡的那个时代肯定是不一样了。
龙：对，时代完全不一样。当然，有一种害怕，那种身败名裂的害怕其实还是有的，因为它毕竟是官僚体系。会不会你盖下一个章，结果变成一个贪污事件，那是很可怕的。那种害怕是有的，当然是有。可是震动比较大的还是看司马迁，比如说，读他的《太史公自序》，或者是他的书信。他在牢狱里头写作，与权力控制之下的吏是不能对话的。我以前不可能懂这个东西，但是在自己进入这个权力的场域之后，我完全懂了：即使是最小的官吏，也代表一种权力，他对你个人的尊严可以轻易地践踏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个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这对我的震撼真的是太大了。
傅：往往政客们把文人的思想观念并不十分地当回事，这样的现象很普遍，您在为官的时候好像没有太明显的碰到过。
龙：台湾是民主的，但是为官使我知道了权力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了官和吏是怎么一回事。我发现了权力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虽然在台湾的民主的体制里头还有我自己的场域里，那个权力是没有被滥用的，因为我知道了它是什么东西，知道它被滥用的时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而当我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的体会不是那么深。
傅：如果未来还有特别合适的机缘提供给您，让您当官，您还当不当？
龙：这个问题我连想都不想，因为当初当官是纯粹的偶然，这个机会很难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