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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我纯粹是个家庭妇女。我到日本，一下飞机，我丈夫见到我第一句话肯定是：今天晚上我做饭，烹大虾、米饭。每年我去他都说这句话。他的烹大虾也确实好，但一年就只此一次，从刷碗开始就又是我的事情了。我每天就是在家里做饭，他说，什么简单咱们吃什么啊。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炸酱面。我说好，炸酱面简单。可你不知道在日本做炸酱面——首先我要买肉和酱炸，这还好办；最难的是面条，因为在国内，面条都做好了，不会为面发愁，在国外才知道没有切面，买的艰难，就像我们身上哪个“零件”有毛病了，我们才知道它的珍贵，在日本要擀面，还没有擀面杖，就用注射器的芯擀。好不容易面做出来了，我丈夫还说我要吃蒜，中国蒜……所以每天他的吃，说起来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麻烦。他动不动还爱请客，一说：我们教研室教中文的老师们都请到咱家来吃饺子，加上我一共九个人。那些日本人一个人就吃30多个饺子，吃完了还要带回家去给家里人尝尝。每回一吃饺子我从早上就开始忙，他们在屋里连吃带笑，我就在厨房一锅一锅地煮，我就是个炊事员的身份。所以我在日本至多待一个月，我毕竟还是个作家，我还有自己的工作，不能专职作“太太”。有的时候我真羡慕别人的丈夫能洗衣能做饭。
傅：那您有没有抱怨过，为什么总是女人做所有的家务，服侍男人？
叶：当然也抱怨，我一边擀饺子皮一边说：我再也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但下回还是又来了。
傅：您先生每次一顿烹大虾就揭开了您在日本的……
叶：漫长的家庭主妇的生活。我想我要是没有工作，我也会心甘情愿地干这些事情的，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女性。可能到了我女儿这一代，她们和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
傅：因为您的姓氏，经常有人把您叫做“格格”作家，您接受吗？反感吗？
叶：反感。我在西安的时候，她们老爱评论什么叶广芩小说的贵族倾向。满族的女孩没出嫁都叫“格格”，这点大家可能有点误解。我在陕西就是个最平民化的作家，我能在深山老林里一呆几年，反而我邀请那些出身“贫下中农”的作家来，他们给我提的问题是：那儿的厕所怎么样，住的条件好不好？——我说，谁是贵族？
傅：从《环珠格格》开始，社会上闹起一股“格格热”，您对这种“格格热”怎么看？
叶：热就让它热去吧，反正它有凉的时候。
傅：您离开北平那么多年了，但是仍然有着浓重的北平情结。这种情结也成全了您的家族小说的写作，您觉得是不是有直接的影响？
叶：一个作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习惯。应该说，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长，19年，还没有我在陕西呆的时间长，但是从我的语言到我的饮食习惯到我看待问题的方式还离不开北京。自己青少年生活的那个地方永远成为一种创作中的积淀，我生活在北京，生活在四合院里，生活在一个破落的满族家庭里，这个家庭对我的教育又是非常的严格。并不像有些人想的八旗子弟一个个都是不学无术，提笼架鸟；相反，满族人对子女要求的严格程度和礼貌的周全，是很讲究的。这样的语言环境就使我的创作自然而然地要写北京，而且更得心应手，比写陕西更顺畅一些。更何况我在生活上在经历上和京师作家的差异不一样，是一种别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觉。像我刚才跟你说得那样，在离开家的那一段，没有离开北京的作家，是没有离开北京的感受的。你离开了，你觉得它更珍贵，你没了的东西，你觉得它更美好，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文章，就和京师的京味作家们有了区别，那是一种悲凉。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叶广芩：女人是感情型的人（6）
傅：可是现在您不大写家族小说了，而是写动物系列、生态小说，您深入到了秦岭深山，写以自然保护区为背景的生态、自然、动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初衷使您去关注自然？关注动物？关注生态？
叶：关注自然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了陕西，到了周至县以后，我才体会到周至县确实给我换了一幅“狼心狗肺”，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动物的思考来理解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动物都有它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应该对它们的生存方式理解和尊重。它作为生命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它存留的意义，不应该人为地干预它、改变它。我写家族小说也可以完完全全、顺顺当当地写下去，但我总是在想，在我还有精力、在我还跑得动的时候，我应该把我的精力分出一大部分来，关注于大家需要关注的东西。等老了，走不动了，可以关起门来，在书房里踏踏实实地写我的家族小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傅：您自己不光不吃任何野生动物，而且呼吁作家们要关注和保护动物，是出于什么考虑？因为我们现在由于吃动物导致了人的一种……
叶：悲哀。
傅：悲哀！
叶：我想，除了人工饲养的猪、羊、牛这些专门供人吃的动物，所有在自然生态下生存的动物都是有思维的，比如说蛇、龟这些东西不是我不吃，很多作家都不吃。我们西安的作家贾平凹也不吃这些东西，好像达成一种共识一样。有一次我们西安市文联采风到山里，当地人很热情地做了一桌子山珍野味，没人动筷子。这是一种对野生状态下生物存在的尊重。它比家养的那种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很多是一种误导。不要以为吃了那个东西，营养就那么丰富，事实上很多的疾病也是从这儿传出来的。
傅：不吃，同时也意味着对另外一种生灵，而且是就生命而言与人平等的动物的一种珍视，一种爱护。
叶：是啊，山里边很多东西都有它的灵气。夏天的时候，我在院子里坐着，有一条黑色的大蛇爬到我脚边，就在那儿呆着。我说着蛇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时，炊事员过来就把它掐起来：哈，今天有菜了，好蛇肉呀，这么粗的大黑蛇，挺长的。我说，你把它给放了吧，这也是个生命，它到这儿来是对你表示友好。你把它给吃了？ 炊事员就把它给放了。第二天它又来了，在我那儿呆着。炊事员看见说：您看您昨天说吃不对，它就是让您吃来了。我说不对，还是把它放了。把它放回山坡上去了。第三天它又来了，我说您把它放在路那边。再没有来。您把它吃了也就吃了。它并没有伤害你啊，我甚至觉得，它是来和你交流的，虽然我们语言不能沟通，或者是它有什么信号要传递给你。我们人不能见了什么就吃呀，我们成什么了。还有我在山里，我喜欢画画，在树林里把画儿铺在桌子上，非常舒服，大尾巴小松鼠一下子跳到你的画纸上，它不怕，然后顺着你的胳膊爬到你的头顶上，就在你头顶上呆着。这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是小松鼠喜欢你的作品？可以这么说。是小松鼠喜欢你？也可以这么说。是小松鼠好奇？ 也可以这么说。它是个生灵。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你想把它给吃了？
傅：如果社会中多的是炊事员这样的人，将来我们生物的物种是要灭绝的。
叶：是。我是非常喜欢动物的，也是动物保护协会的，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呼吁人们要珍惜自然、珍惜动物。
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林静整理＇
（采访时间：2004年1月18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李银河：性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1）
傅光明
傅：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个社会学家，但是大众好像对于社会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学问不是很清楚，好像作为一门学问的它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我想问您社会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您是在什么机缘下开始研究社会学的？
李：社会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社会，研究人群。社会说起来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有的人研究社会理论、有的人研究社会结构、有的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我研究的就是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如果说起机缘，当初怎么进入这个行当哪？实际上我大学本科学的是历史，但是我不太喜欢历史。1979年，我后来去上学的美国匹斯堡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到中国，来办一个社会学的夏季讲习班。从五十年代开始院系调整……
傅：好像五十年代大学都取消了社会学系。
李：取消了，取消了，整个就断了。到1979年这第一个夏季讲习班才算恢复，我有幸参加了这个讲习班，当时就感觉特别地喜欢，特别地喜欢社会学。后来我就跟系主任联系去美国专门学了社会学，在他们匹斯堡大学社会学系专门拿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回来以后就在中国作社会学研究。
傅：我看您文章中提过您喜欢涉足某一个领域，往往先出于对它的好奇，如果没有好奇心绝对不从事研究，当然不是说好奇了肯定就作研究。您研究社会学是不是开始也抱着一种很好奇的心理？
李：应当说是。最原始的动力应当是好奇心。福柯有一次也是在讲，他做所有的事情、做所有的研究也是出于好奇心。如果说一件事情不能引起人的好奇心，或者是没有什么意思，我就没有研究它的动力。
傅：好奇的兴趣都没有，肯定研究深入不下去。
李：对。而且你也不可能有那么持久的愿望和兴趣去搞清楚它。
傅：我本人是搞现代文学研究的，知道做学术的艰辛，您这十几年做社会学下来给您最大的感触、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李：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应该说碰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