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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比。我觉得那其实也是一种怀念，他那个地方一直在失去，一直有新的东西以非常迅疾的方式在进来，所以他一直有一个往回看、怀念过去的这样子的一种情绪，跟这个地方一直的飞速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1949年以后，开始有了政治的意味，这种情绪就变得非常的日常生活，就潜藏在显像的历史下面了。但是它点点滴滴地浸透在所有的生活层面里面，我觉得到合适的时候，就是上海经济起飞的时候，它就爆发了。因为在那以前是广州先开始的，上海人觉得非常失落。好像那个江山已经不是我们的了，上海人开始学广东话、开始吃海鲜，但是要看香港拍的上海滩老上海人就每看一集骂一集，说这哪是上海，这是他们广州，这是一个乡下地方。每一集都在骂，但每一集都在看，这是真的。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陈丹燕：虚构的提供比非虚构更大的空间（4）
傅：怀旧都已经另类化了。
陈：是。所以，我觉得怀旧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不是哪个人可以引起的风波，它有很深的基础。这个书从我自己，如果让我自己说，我会说非常遗憾，大家在雪泥鸿爪里面找旧上海的东西，但是没有看到在《上海的风花雪夜》里有大量的笔墨是讲在上海的经济起飞和1949年当中的事情有什么东西是留下来的。我觉得我很愿意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而这些东西现在有很多人不认为它是历史。租借的历史是历史，没问题。现在的历史是历史，也没问题。好像就是当中的那个是一个过渡，不是历史。
傅：：那历史不就断了吗？
陈：对。这个我觉得是错的。像这部分东西的保留，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这部分东西恰恰是上海最萧条的时候，那种萧条、那种破旧、那种对破旧东西的珍爱是这一段时间的特点，我觉得这一段东西最难保留，就像七十年代盖的兵营式的房子谁都讨厌它，但是它承载着很多很多记忆。如果把这一段拿走，把两头接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做法。
傅：是历史的硬性的断裂。
陈：对。把它从三十年代一下子接到九十年代，当中是空白，这是很错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遗憾的，大家却喜欢它。但他的喜欢，并不是喜欢我最喜欢的东西，他喜欢的是别的东西。这个书里有自己的命运，这不是一定要说，你必须看这一部分，不能去夸大另一部分。我觉得这是命运，可以这样。
傅：您不能代替读者的眼睛。
陈：是。
傅：他可能就对过渡那段没有兴趣，而您最希望他能看那一段。
陈：他对那东西没有兴趣，但现在能跟过去接起来恰恰是因为有那一段时间的坚持。
傅：那您是不是觉得这跟读者的年龄段和他的经历、阅历有关系？
陈：我觉得更多的是跟形势的发展有关系，我觉得中国有一种非常急切的情绪，我自己认为，或是中国人是这样子，把不好的东西都先抹了，留下自己能够解释的，只留下比较好看的东西。我觉得这不应该。
傅：您觉得您的读者如果用合格来说，什么样的读者是您的合格的读者？或者，什么样的人才喜欢读您的作品？您有没有分析过？或者说有所期待？
陈：我没有真的分析过读者，我希望我的读者心静一点，看书的时候仔细一点。其实，阅读是从自己出发的。理解作品是很重要的，最后他会得到自己的所得，但是不要参加书的创作，在这个书的基础上你能够有所得。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
傅：这是不是说您的书很畅销，但是真正从您的角度来说读懂这个书，读懂陈丹燕的读者并不是太多？
陈：我认为读者恐怕读得更懂，而媒体是更不懂。你看，说书好销大多数大概是从媒体上看见的，但媒体所强调的东西在这个书上肯定是不多的，反而读者会跟我讲：我一直在想七十年代的上海是那个样子，然后跟它前面和后面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接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口，我觉得读者的质量比媒体的质量高。
傅：媒体记者的水准不如读者？
陈：我认为是这样的，也许跟他的阅读有关系，因为他是带着非常功力的目的去阅读的。
傅：跟他的职业特点有关系。
陈：对。他需要找到一个轰动的话题，但常常这个轰动的内容不是我想要表达的内容。
傅：写上海的作家很多，可以说是从不同的视角呈现出了不同的文学的上海，像您的老师施蛰存先生，另外还有像穆时英、刘呐鸥新感觉派的上海，到了现代又有王安忆的上海，程乃珊的上海。您觉得您所写的上海和这些人的文学中的上海最大的不同在哪儿？您的特点在哪儿？跟他们有些什么区别？
陈：我觉得，一个人不同的道路会造成这个人对这件事情、对这个地方的不同的看法。我想我们每个人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走到要写上海这件事情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是经历自己不同的道路，然后走过来。这种不同我觉得是不能比较的，我跟你不同，所以你是这种人，我是这种人。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每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出发，然后他的视角就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视角看出来的东西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像施蛰存是我大学时的老师，王安忆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一年当实习生时候的老师。她离开作小说编辑这个工作，我就去接她的工作做，我坐的就是她留下来的桌子。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了。我有一次看她写文章，说她最开始写上海，正是文学寻根热潮的时候。我开始写上海，是因为我对自己身份认同有危机的时候。写这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目的，也是很不一样的处境。我们可能关心的问题不是很一样，对这个城市要表达和要关心的东西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跟施蛰存先生比，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都写上海，所以我能够看到像施蛰存他曾经写过的一些短篇小说，是写上海的生活。我还读过他的其他一些短篇小说。他因为《现代》的事情跟鲁迅有过矛盾，然后又跟“第三种人”的观点牵扯在一起，再加上后来的抗战，离开上海，马上就中断了创作。我问过他，你为什么在昆明时就完全放弃小说，也不再写作？他说，已经没有那个环境了。后来，我理解他是没有那个城市的环境，他完全是在西南的一个地方，然后去做古典文学的事情了。
傅：这一点我也觉得施先生很可惜，单论才华来说，施先生是当时他们那批作家中极其有才华的一个作家。
陈：是。但我很相信，一个人离开了城市的环境，有的城市没有影响，但是有的城市它有一种东西能够刺激你，上海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它能够不断地刺激你，让你不断地去想。离开了这个刺激，或者说施先生的理想真的是他希望的文学是没有政治性的分别，只有文学的高下，这个在当时的“红色”三十年代是很困难的想法。我觉得他是预见到比他要强大的力量去阻止他这一点。所以跟他相比我就很幸运，我可以有空间来探索我想探索的东西。
傅：没有离开这个城市，依托着这个城市的文化。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陈丹燕：虚构的提供比非虚构更大的空间（5）
陈：是。依靠着这个城市的刺激。还有王安忆，我还没有开始写作，她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家了。因为我跟她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真的是我看着她是怎么用功的。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作家天分是一部分，但是用功和诚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用功的作家，而且她对她要写的东西非常诚实，她理解到什么程度，她会去写到什么程度。她不会在外面造一些观念来，给自己做一些标签来写作。一个人对他要做的事情、对他要表现的东西要有非常的诚挚，才能够这样做。她其实还可以转到别的地方去写作，而且她一直也没有间断过写农村，农村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里面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强有力的东西，比写城市要讨巧得多。但她一直在写城市的故事，而且是上海这样一个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城市，我觉得这种努力非常值得赞赏。
傅：读您的作品能够明显感到您对普通上海人生活的价值观念，是肯定多于否定、欣赏多与批判，因为生活是复杂的，从上海文化的消极面、日常生活体现出来的琐碎消极的东西，您有没有发现上海文化消极的东西体现什么地方？
陈：我觉得对上海的文化的认识我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骂它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是在做道德判断，你是要表现这事情的时候不应该是骂它，其实就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可以说它的存在是它的合理性决定的。所以我觉得我会承认它的存在。从我自己说，有些东西不太能够亲近，亲近上面没有，但是你说接受那我接受它。我觉得这个城市大概最大的问题是，它不像一个单一的城市，非常容易就有视为知己者死这样的情怀。它没有，它更加投机。很多问题都出在投机上面，或者有人觉得它没有信任感和没有安全感。
傅：这是不是跟这个城市最早的形成有关系？
陈：对。我觉得因为这种历史一定会造就这种气氛。我在香港也看到过这种气氛，这跟殖民城市是有关系的。它已经把你由单一的文化建立起来的自信首先就打碎了，然后你就会建立在一个商业的文化上面，这个商业的文化如果不是正常发展起来的，它的商业道德是很可置疑的，在这个情况下你能够抓到的就是投机。
傅：码头、洋场这种形态就注定了它的意识。这个城市先是码头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