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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也许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成分和体现出来的东西，是游民文化的影响。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陈丹燕：虚构的提供比非虚构更大的空间（8）
陈：我不知道，但有的时候我想，创造埃及文明的埃及人，都已经死了。现在都是混血人在那里，他不是真正的埃及人了。我觉得也许中国人也是这样子，创造灿烂文化的中国人已经都不在了，我们都不是他们真正的子孙，所以我们没有去承接他们最好的那部分。
傅：是不是也是这个促使您到欧洲，并在欧洲您体味到对精神故乡的一种认同？
陈：那个故乡更多的是在我成长的过程，是从欧洲的小说获取营养。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讲：你看《红楼梦》吧。我说我不喜欢《红楼梦》里边那个感情纠纠葛葛的，很烦人。他说：你真的是不懂。我说：我看奥斯丁，也不看《红楼梦》。我那是孩子的气话，但是也真的是这么想。在欧洲，在成长的时候认同的东西，那时候我很认同《神曲》的世界，我觉得是非常均衡的世界。《基督山恩仇记》的精神是世道清明的精神，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那种东西。喜欢的是那样子的东西，它的音乐，它的画，它的歌剧里的豪迈的精神。我很喜欢歌剧里的合唱，非常豪迈的，比中国的合唱好听。再去欧洲，我体会很深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是死了，但是欧洲的文化活着，它有，它会很好地保护，然后和现代发生了很深的联系。有一个英国人跟我讲，我很认同他的讲法，他说：因为我们有过莎士比亚，所以我们才会在后来有现代艺术。它的现代的文化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层一层地往前走。他说：你们的孔子死了，所以你们没有现代艺术。我认为他是对的，文化是承接的，文化不能把它打死再重新生一个新的，它不是像竹子一样生长，它不是这样的。它断裂了，新的东西是没有的。不破不立是错了，它是不能够破的。但它可以改良，英国的东西它从很病态的维多利亚时代过来，它可以把维多利亚的因素拿来用。但是我们是不会这样用的，我们没有能力这样用。
傅：我记得您说过一个人终身都要去旅行，这种旅行不但可以了解世界，还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同时还有助于了解自己。对您来说，现在旅行是不是成了您生活、生命的一部分？
陈：如果很长时间我不能旅行，自己会觉得我这个人焦躁，身体也会觉得不舒服。我觉得旅行可能有两点对我来讲是很重要，一点是把你的背景全部忘记，因为一个人是没有背景的，也不用照顾家什么、什么都不用，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自由。还有就是，我需要真正独处的时间，旅行是可以一个礼拜不说话，没关系，你一个人走。如果是在一个社会里，不可以这样子，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变得很怪。这两点对我都是很重要的，我真正的休息和我真正的体会，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所以旅行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
傅：有读者说从您的作品当中透出一种很浓郁的小资情调，小资情结。您自己怎么看？您觉得它小资吗？
陈：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所以别人怎么说，对我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你说是无产阶级生活，我肯定是这样的生活，你说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我肯定也是这样生活，不能因为贴一个标签然后自己要去改变。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标签是不能够代表一个人的，但是很多地方是需要一个标签，是别人需要，而不是我需要。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权利说，我无所谓。
傅：现在人们有这么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成功的女性事业和家庭、婚姻幸福很难两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家里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陈：从我自己来讲，如果不能两全的时候，大概是应该要保护家庭。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或者是你应该离婚，应该让这个人选择他的生活，因为他的生活跟你的生活冲突了。但是我们家的情况，是我丈夫比我忙，所以是他选择事业和家庭两头，不是我选。所以我没有选择的问题。
傅：从这上面来说您够不上一个女性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您是家庭至上。
陈：我觉得口号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女权主义者、女性主义我都搞不清楚，我要一个家庭，就是我要对它负责，各人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我要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不能说我要事业，所以你承担家庭的责任。
傅：你觉得对一个女人来讲家庭是至关重要的？
陈：对一个作家来讲家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作家他工作的状态是非常孤独，特别是写长篇的时候，我体会特别深。如果你白天一个人写作，跟那个虚构的世界做斗争，晚上一个人吃饭，没有人去照顾。不是你需要照顾，是你没有机会去照顾别人的话，这是很痛苦的。他一定要有日常生活的小重量拉住你，这个生活才是均衡的。
傅：家庭把您从虚构的、创作的、艺术的世界里拉回到现实来。
陈：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对我来讲，你有的时候被别人照顾，还不是特别实在的满足感，而你在照顾别人的时候，才是实在的满足感。
傅：现在有一些女性，特别是老高喊着女权、女性口号的女性，另外还有一些张扬个性、张扬欲望在写作的女作家，有评论家送给一种提法叫“身体写作”甚至是“下半身写作。”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陈：如果她出什么事情，法律管，这不是我要管的事情。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我的兴趣不在这里。而且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最好跟他的写作是有距离的，当中是间隔的。我不喜欢我的生活变成一个真人秀样的，我觉得那个让我不舒服。但是我对她们没有恶意，我觉得天大地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没有恨的意思，也没有爱的意思，你是这样，我是这样，没关系。
傅：我写我的，你写你的。
陈：是。这是很大的一个天地，不需要排除，你去做你的好了。如果哪一天违反法律，那法律会来管，也用不着我管。
傅：有人说您是张爱玲的接班人，您自己也好像特别喜欢张爱玲，您欣赏张爱玲什么地方？认可这个称呼吗？
陈：我不认为我会成为他的接班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和写作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接班人，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傅：这可能跟媒体或者评论家的那种惯性思维有关系，看你像谁就给你贴上一个标签。
陈：是。我认为不是这样子，但是我非常喜欢张爱玲，我觉得她的细节非常有力量，而且她的细节证明她的天分。我很喜欢好的细节，看她的书会感到非常满足。还有，一个好的作家是像她这样子的，被完全抹杀几十年以后，完全由读者选择，从新再阅读她，然后再从新这么多人喜欢她，她不是被推荐的，但是她是被喜爱的。我觉得这是由她作品的生命力决定的。我非常希望我自己是这样的人，我的作品在不被推荐的情况下面被读者选择，我觉得这是最自然的文学作品和读者的关系，非常自然，而且也非常动人，在这一点上我真的非常喜欢她。
傅：张爱玲好像特别痛恨一个天才的女子早婚，而您是才女早婚的典型，好像大学毕业一年以后就结婚了。您的爱人是您大学的同学，好像上英语大课就坐在您后一排，您能简单说一下你们两人是怎么恋爱的吗？
陈：同学当然就认识，这是很简单。那时候，他说：你的样子没有长大，我不能跟小朋友谈恋爱的。他那时候是有女朋友的。我们是毕业以后慢慢好起来的，我们两个单位很近，常常共同去采访一件事情，所以会碰上。他比我大一岁，生性非常温和，很照顾别人，他常常照顾我去采访。我们一起的，他总让我拿到采访最好的材料啊，就这样子。
傅：然后就把小妹妹照顾到自己家里了。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陈丹燕：虚构的提供比非虚构更大的空间（9）
陈：我觉得我那时候，很希望结婚。那时候我那个单位的总编辑不让我结婚，他说：你要学英文，不能结婚。我们准备送你去学英文，你怎么能结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结婚就生孩子。我就向他保证：我肯定不生孩子，肯定不影响工作，让我干嘛，我接着干嘛。他不肯给我开证明，到我们家去问我爸妈是不是同意，为什么不劝阻。我觉得我没错，我们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
傅：现在回想起来您觉得对自己来说早婚好吗？给您带来了什么？
陈：我觉得好，但是也很乏味。一个人在二十五岁的时候遇见了他，一辈子没有选择地跟这个人过，其实是乏味的。但是，是完满的。
傅：那乏味也是真实的，实在的。
陈：是啊。是这样子，有的人选到五十岁，然后才选到那个人，这个过程风起云涌，很有意思。
傅：但是谁也不敢说到了五十岁选的那个人就是对的。
陈：是。但是我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就知道我选的那个人是对的。
傅：不用等到五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