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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班主任》如果说幼稚的话，是在艺术上当时考虑得比较少。在文本的布局和语言的使用上，本身能有突破的就比较少。从这方面来说，它还袭用了过去那种大家习见的文本的叙述方式以及语言，但从内容上来说不能说幼稚，到今天我自己还是坚持认为，要解决好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民族一定要尽量使每个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在文化素质上，能与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从古典到近代）衔接，与世界、人类的优秀文化衔接，不能割裂。《班主任》实际上就是发出了一个呼吁：救救孩子！就是要把他们从极左政治特别是“文革”造成的断裂当中解救出来。
傅：您觉着在技术上它可能是幼稚的。
刘：对。
傅：但是从思想和内容上来说，不能说它幼稚。
刘：对，是这样的。
傅：您能写出《班主任》，是不是跟您当过十五年的中学老师和十年的班主任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刘：当然有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仅仅是一个职业和工作经验的话，还不足以构成这个作品。恐怕还是凝聚了我个人的很多超越这个职业和具体个人处境的深入思考，跟这更有关系。
傅：十五年的中学老师经历，给您感触最大的是什么？
刘；十五年是个笼而统之的说法，其实当中几乎有十年都是“文化大革命”。有一段也无所谓正常的教学秩序，处于停课的状态，所以真正像样的教学生活也就是三年的样子。这种混乱当中的教师生涯也促使我去思考；这场混乱给我带来了什么？给师生带来了什么？产生了《班主任》。
傅：您从1958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到1977年写出《班主任》，是不是到写《班主任》的时候，您觉得写作上才真正找到一种感觉了，或者说有感觉了？
刘：还不能这样说，我在写《班主任》的时候，只是我的思想上有一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一度也是卷入“文化大革命”。我是个年轻的生命嘛，不可能逃离当时那样一个大的环境。我也努力去认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一度要为这个理论本身逻辑上的魅力所征服，也试图进入这个理论框架去解释我所经历的人和事，写过这样一些文字。但是后来，很痛苦地发现这个理论下所进行的实践是有害的，我觉得我有话要说。“四人帮”抓起来以后，我觉得有一个时机，可以说出我心中所想的话。从文学上的考虑，确实当时不是太多，无非是利用小说这种载体来表达一种我对社会的认识。我真的在思想和文学都融为一体以后，进入一个很愉快的文学创作的境界，应该是从《如意》这个作品开始，而在《立体交叉桥》这个作品当中得到成熟，而在《钟鼓楼》当中得到了一个比较充分的长篇的展现。
傅：您有意识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作家在写作，这种感觉是在写《如意》和《立体交叉桥》的时候？
刘：对，我是一个小说家，定位在这儿了。我不仅是一个有话要说的社会上的普通人，或者只是一个偶尔利用一下小说来表达我的某种对社会认识的看法的人。应该说比较自觉地进入一个文学的境界，应该从《如意》、《立体交叉桥》到《钟鼓楼》。
傅：您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找到了这种自认自己是小说家的这种写作感觉是不是非常重要？
刘：我觉得好像不好这么类推。因为世界上可有各种各样的写作者，比如像俄罗斯曾经有一个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也写小说，他写的一本小说叫《怎么办？》，他就是通过小说来表达他的社会政治见解，而始终不放弃这样一个角度。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小说留传下来，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他当然也是一个小说家。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多元状态，不好用自己的一个经验去把别人都概括进来。
傅：有人说您的小说是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而且您还很关注市井的生活和小人物的性格命运，像您的《钟鼓楼》、《四牌楼》、《风过耳》等等。在您已经有的这些中长篇小说中，您觉得自己写得最好的是哪部，是得过“茅盾文学奖”的《钟鼓楼》吗？
刘：我觉得自己最喜欢的是《四牌楼》。
傅：为什么呢？
刘：因为《四牌楼》可以说熔铸了我更多的生命体验。而且我觉得写《四牌楼》的时候，我个人也经历了一些成功以后的坎坷，或者说是曲折。我觉得我的思维更成熟，我的美学感受也更幽微了。当时，《四牌楼》也得到了鼓励，得了上海的一个优秀长篇小说奖。
傅：您是成都人。现在几乎被当成是写北京的了，而且作品中有很浓郁的京味。您怎么看“京味文化”？
刘：我是八岁到北京来，然后就再没离开过北京，因此，从我的生命体验来说，我主要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生存，我所感受的人生也就是北京的人生，我所使用的语言，我和我周围人交流也是用北京话。这个地域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这个地方的语言也构成一种特别的一种资源，可以被文学家们所利用。所以我觉得，凡是在这个时空里面能捕捉到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些长期积累的文化特点的人，以及能够比较熟练的使用这个语言资源的人，他所形成的文学都有可能被评论家认定为“京味文学”。我自己倒没有这样一个设定的前提，说我要从事“京味文学”创作。但是对一些评论家，根据我的作品把我定位在这儿，我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评论我的创作。
傅：您是想通过四合院来反映老北京的这种“京味文化”。
刘：嗯，《四牌楼》就是这样的。《四牌楼》里面有这个内容，《钟鼓楼》完全是这个内容，是一个四合院里面一天的生活。
傅：您是想通过四合院的生活刻意来反映它具有的老北京的一种“京味文化”的特点？
刘：我不刻意这样做。因为我的作品里面，展现了更多的从时间性来说是现在时，从人物来说，我总是要发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新的生命。
傅：是新北京的人们的生活。
刘：对，表现他们的生活，对这个关注得更多。我不是一个专门去写比如说“八旗子弟”，写老北京的这些老人；老的这种风俗，不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些东西作为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的这个灯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
傅：其实就像您说的：我的写作资源就在我当下的生活中。您总是有新的可写的东西。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2）
刘：每个作家的写作有不同的资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轻作家，他可以写一个旧社会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可以写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创作自由。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我共时空的，比如我最新的作品，去年发表的两个中篇：一个叫做《泼妇鸡丁》一个叫做《站冰》，就是写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后，这些居民到哪儿去了？这些生命到哪里去了？他们到了新地方，有的属于城乡的交界处，或者说是城郊结合部的那些楼盘里面。我写那些人的生存，写外来的一些民工，包括从外地招来的一些年轻的保安，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写这些生命的一种新的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不拘泥于一定要写北京的老传统，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历史层面，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断追踪新的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
傅：您有过一种担心没有？比如说在写作过程当中，担心写作的素材会枯竭？
刘：我觉得写作资源枯竭的话，就是因为你切断了自己和这个现时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你可能只是通过书本、通过报纸、通过传媒或者通过会议、通过文件、通过听别人传达、转述，去获取写作资源，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和真正的那种社会生活新的生长点隔绝了。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很少参加会议，很少参加各种场面上的活动，而是直接地去和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和这些民工，或者是外来的，比如说是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区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资源非常丰富，写都写不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的苦处是这个。
傅：生活体验多了，自己要表达的也多。
刘：积累得很多，资源很多。
傅：写都还来不及呢。
刘：我没有资源匮乏的感觉。
傅：有人说好的作家应该是不断地创新和超越自己。您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如何？
刘：做得很不错。因为在《当代》杂志去年发表我的《泼妇鸡丁》时候，有一个编者按语，大意是说，现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都，他当然有点儿幽默了，或者含贻弄权去了，或者含贻弄孙去了，不玩儿这个了。跟我同龄，或者一起在文学上起步的很多人，后来基本不写小说了，或者就是写小说，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而我从写《班主任》开始到现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纪的交替。我到现在，去年我还有两个中篇出来，而且都是写的最鲜活的当代生活的，像《泼妇鸡丁》这个中篇有五万字。台湾已经出了单行本，因为是繁体字竖排，可以构成一个单行本。《当代》就鼓励我说，像我这样的还能够含贻弄文，而且还能够写小说，还能写最新的生活，出现新的人物，而且小说在文本的追求上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