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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喜欢京剧，我和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
傅：更多是来自家庭？
刘：来自家族的影响是直接的。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
傅：那是很短的一个长篇。
刘：篇幅也不能说很短，当然比那种大厚本的长篇要短一些。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很大的。
傅：您好像不喜欢别人给您的小说贴上标签，包括比说“伤痕文学”、“京味文学”什么的。记得您有一个比喻说，这好比把您关在天鹅绒制成的一间“牢房”。觉得这种给作家定标签，评论家的作法也好，读者的作法也好，对一个作家有没有不好的影响？或者说自己怎么样去摆脱这种影响？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4）
刘：按说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多数的评论家，或者这些人他都是很善意的，而且这是他们的专业。比如分类，一个图书管理员他不搞分类行吗？他必须要分类。但一个写作者就不必为分类焦虑，说我这个东西写出来算什么呀。比如一篇短文是散文呀？是随笔呀？是札记呀？是游记呀？是小品呀？中国这名堂很多了，是不是？但我不为这个焦虑。那是图书管理员的焦虑，他该焦虑，他揽的就是那个活儿，是吧？
傅：他为分类焦虑。
刘：是。他不分也得分啊。他得做目录备检，是不是呀？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有点儿反感呢？就是因为有的评论家和有的这个论说者，有点强迫性，把你归为某类以后，你要一出这个范围，他就不高兴，他下一篇文章就开始抨击你了。
傅：觉得您怎么不照他规定的写了呢？
刘：对。他就说你怎么搞乱了，怎么好像越轨了，或者怎么样了。这就让人觉得不愉快了，对吧？等于你评论我的作品，或者你归类我的作品；我除了感激之心以外，我不该有别的反应。但你干预我的创作，你指责我在这方面的自由，这个有时候我就有点儿不愉快了。所以我有的文章里面对这种不愉快有所流露。
傅：我对您有篇短篇的散文印象特深，《逆境与创作》。人们老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您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您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是吧？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得挺烦的。我现在基本住在乡村，自己的小人文环境非常好。最近我的民间朋友送我两棵芍药，移栽以后成活了，开得非常灿烂。我看着芍药花，听着另一个朋友送我的光盘，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翻着别人认为都是过时的老书；比如汝龙翻译的27册契呵夫的小说集，听音乐读书之余，就在窗外大柳树的臂弯里，坐在小椅子上构思新的文章，我就这样营造出自己的创作环境，它的特点一是草根气息，一是身心安静。我也不求再得奖，也不要入排行榜。我也不想成为热点焦点；不追求轰动畅销，更不去管什么座次头衔。我觉得非常愉快。
傅：您努力摈弃文学以外的因素。
刘：就是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当然，我并不反对你进入一个你喜欢或者能适应环境，那里有很多人捧你，支持你，使你总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那也很好。我不是讲了哥德的例子嘛，哥德一生没有什么坎坷。他都不远游的。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万卷书是不是读了都可疑。万里路肯定没有行。他一生没有坎坷，活到八十多岁，情欲还很旺盛，还可以…
傅：跟小女生恋爱。
刘：对，跟小女生恋爱。当时那个魏玛政权，也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他跟政治家没什么矛盾，政治家对他也很客气；把他很优厚地养起来，他也接受这种客气，养尊处优。他留下的著作也很伟大啊！
傅：拿哥德来说，您是不是觉得对一个作家，天赋非常重要？
刘：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不管是在逆境当中，还是在顺境当中，你的写作资源要非常丰富。你要善于开掘写作资源。过去我们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虽然我们给他从政治上平了反，但是他的文艺理论，他的创作，经常被人们遗忘。其实胡风有的理论，他讲“处处有生活”，你说他是完全去反对特定的深入生活吗？也未必是这样。像他的大徒弟路翎，也响应号召到抗美援朝前线去，是不是？他哪里不去深入生活，对不对？他也去参加“土改”，他没有抵制，而且从文字中体现出收获。但是，他们的理论就告诉你，比如说写作资源不是特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开掘出自己的写作资源。所以我现在的写作框架就是，我掘一口深井。因为我的经历确实很单纯，我上过学，然后在中学当中学教师，又到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又到作家协会当一个专业作家，从北京市“文联”又调到中国作协，又当了一个杂志的主编，后来从主编的位置下来以后，现在又写作。经历很简单。那为什么我现在源源不断地写出这么多作品呢？我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按不同的版本计，海内外已经有122种，重复再版的不算，文集也不算在内。
傅：纯粹单行本儿？
刘：还不算文集。
傅：不算文集，就是单行本儿？
刘：对，就光单行本儿，海内外不同的版本已经达到122种。为什么呢？我觉得我比较善于开掘，我总是能找到写作的资源，这和我掘一口深井有关系。我觉得胡风的“处处有生活”，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
傅：是不是对一个作家来说，他不一定有丰富的经历？体验生命和深入生活是不是两个概念？
刘：我觉得要结合起来。作家深入生活是有必要的，我也要深入生活。比如我写《五一九长镜头》，我到公安部门采访过，也到体育行政部门采访过，跟当事人的家属接触过。这都是刻意的，不是我的现成生活积累。就地掘深井掘不出来的，我也要去，也要跑动。《公共汽车咏叹调》更是这样的。我有的作品也要这样做，就要结合起来。但是，你强迫我，说现在的哪个农村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在发生，让我去体验生活，写一个作品，我可能拒绝。为什么？它和我自己过去的生命体验衔接不上，和我本身的性格，我的写作的追求点，我的敏感点，也对不上。这样就是浪费我的时间。
傅：现在有很多写作的文学青年，特别勤奋，但是往往没有什么大的文学上的成就，他们经常用一个成语来为自己加油，“勤能补拙”。您觉得就写作而言，“勤”能补“拙”吗？
刘：不能。勤很重要，但“勤”不能补“拙”。所谓“拙”就是说你不懂得技巧，你不知道怎么从你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发展成你的作品，你不能越过这个艺术想象的槛儿。迈不过这个门槛儿，你再勤奋也没有用。这个你必须要承认，写作需要技巧，写作需要天赋，写作需要灵感，这些是不能否定的，光靠勤奋是不能的。当然勤奋很好，疏懒的话，有时候作品会比较少。
傅：没有天才不勤奋，其实每个天才作家，或者说天分高的作家其实大都很勤奋。
刘：也不尽然。文学史上也可以举出一些懒惰的作家，有这种例子。（笑）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5）
傅：知道您除了写小说之外，您还有另外一大项，研究《红楼梦》。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也有十年了，在作家堆儿里，您和王蒙先生是被公认的作家中的“红学家”。最初您研究“红学”是一种什么大的触动，或者说什么使您对《红楼梦》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
刘：刚才我讲过对《红楼梦》的兴趣，从小就有，家族的影响。那怎么就进入研究领域，还有这么一个坎儿。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现代派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