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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终其一生，哈耶克都对通货膨胀保持戒心。1982年之后的台湾财经政策也更为确切地采取遵循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大方向来进行。
不过，蒋硕杰的思想并不是纯正哈耶克式的，比如，蒋的学术文章利用数理工具和图形，也较少有哲学层面的解析，这与哈耶克的作风截然不同。而且，在经济学思想方面，中年的蒋先生不乏凯恩斯主义的色彩，对自由市场也不是完全信服。这一点，台湾清华大学的黄春兴先生曾进行过一番细致的分析（黄春兴、干学平，《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
但到了晚年，蒋硕杰回归纯正的哈耶克思想，他不再将台湾的成功归功于政府的计划与指导，而归功于政府放宽外汇管制和台湾的企业家。蒋硕杰以更清楚的自由经济来定义被人普遍误解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真正意义是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方式找出本国在国际间最有优势的生产事业，给以自由扩充的竞争环境，使之至海外市场尽可能地去发展，然后以其所赚得之外汇购进国内无生产优势而有劣势之产品……。这是我们在经济成长起步之时，首先极力提倡以开发对外贸易为推进经济起飞的动力的主因。此中道理，往往不为一般人所了解，而被扭曲为‘出口至上’、‘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了。”他甚至担心台湾的民主化可能损害自由经济，这也正是哈耶克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
第五部分 经济人俱乐部第47节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2）
哈耶克三访台湾
哈耶克不仅影响了台湾一批经济学人的思考和政策选择，他本人也到过台湾三次，台湾大概是亚洲地区里哈耶克到过最多的——另一个地方我推测是日本，他曾受邀为日本立教大学客座教授。
1965年，哈耶克夫妇首次访问台湾，东道主是施建生和萧铮，这两位都是哈耶克创办的朝圣山学社的会员。在这次为期3周的访问中，共安排了五场演讲。第一场是10月2日在台中中兴大学，演讲题目是《社会秩序之原理》；第二场是10月6日在屏东省立农专，演讲题目是《自由社会的法则》；第三场10月8日在台湾大学，主题是《自由之创造》；第四场10月11日在“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及“中国地政研究所”，主题是《财产与自由》；最后一场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讲题是《自由竞争之政策》。这些演讲都与哈耶克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不过，相关文章似乎并未收入他的论文集中。
据殷海光的报道，哈耶克到台湾后，几乎天天有酬酢。在台湾大学的那次演讲，殷海光曾去听过，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就不分英语和德语了。哈耶克的口音之重是出了名了。
当年媒体报道，哈耶克还在演讲中公开赞扬台湾的土地改革。访台结束，回到他任教的德国弗赖堡大学后，哈耶克在报纸上撰文称赞台湾的进步，并认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可以作为亚洲各地仿效的榜样。
1966年9月份，哈耶克第二次访问台湾。9月22日下午，在台湾土地银行十楼大会堂举行学术座谈会，欢迎哈耶克，并请其发表《公众福利与社会正义》的演说，他阐述了他的一贯看法：“公众福利”其实就是自由经济环境下大众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所谓“社会正义”则是一个虚幻的、有害的观念。
会中有人提问说，自由市场与计划经济两种制度在若干新兴国家并行不悖，在有些国家则似乎在趋同，比如，英国对若干行业实行国有化，苏联开始重视价格、利润与报酬，将来是否有可能逐渐走向中间路线？哈耶克的回答是：世界经济随时变迁，以后的事尚难预料，二十年后，也许苏联的制度将较美国资本主义更为资本主义化。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如果一国由中央政府控制经济事业，则其必然以寻求资源为藉口而冒险对外扩张，最后必然形成帝国主义而引起世界冲突。此后的世局演变，证明哈耶克的预言是准确的。
哈耶克第三次访问台湾是1975年11月。此前一年，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这一次的访问，接待规格明显提高。在十天的行程中，他参加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举行的“自由经济与土地改革”座谈会，哈耶克表示，台湾的土地改革是促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耕者有其田的实现，将可促进人类的自由。当天的《联合报》刊登了施建生撰写的《自由经济理念的宏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欢迎词。11月13日，哈耶克在台湾大学活动中心演讲厅发表演讲《通货膨胀与就业》，由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费景汉院士担任翻译，听众爆满。
11月14日，哈耶克在“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及东吴大学联合举办的《现代民主制度的优点及缺陷》座谈会上表示，为使民主政治更完善，各国应该提高选民与候选人的年龄，而议员一旦当选，应该绝对独立于利益团体及政党之外。这是他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中所提出的宪政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访台期间，哈耶克见到了蒋经国，次年，又与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一起被聘请为“中央研究院”名誉院士。
哈耶克三访台湾，而当时的台湾依然是威权主义政体，这立刻令人想到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对另一个当时刚刚兴起的威权主义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的态度。哈耶克曾经访问过智利，并会见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则曾经为皮诺切特政权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两人的这一举动，在国际知识界，甚至在自由主义者内部，引发激烈辩论。不过，没有人能够怀疑这两位的自由主义信念，他们的政治洞察力也非一班激情多于理智的文人所能比拟。生于意识形态对立的乱世，一个既生活于观念世界又希望观念左右制度政策的学者要作出明智的选择，是不容易的。但20世纪最伟大的这两位古典自由主义者做到了。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
其实，哈耶克对台湾经济学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台湾经济之有今日，人们不能不提及20世纪70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六院士”建言有功，这六人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除蒋硕杰外，邢慕寰（1915～1999年）也受到哈耶克深刻影响。
查相关资料，邢慕寰在其1986年8月出版的《通俗经济讲话——观念与政策》一书中，第七讲《集体经济制度的全能与低能》和附录四《关于集体经济计划辩论的现状》、1993年出版的《台湾经济策论》一书中附录二《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压倒集体主义经济理念以后——为纪念一代宗师哈耶克逝世而作》三篇文章，其对哈耶克思想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
邢慕寰先生自己在《台湾经济策论》自序中清楚地指出，他后半生之所以坚守自由经济理念，实在是因为他曾于1945年到1946年间赴芝加哥大学进修时，受教于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维纳和哈耶克。奈特和维纳都是哈耶克的同道，他们同属当时坚持自由主义的少数派。
邢慕寰特别指出，对他影响更直接的是哈耶克，哈耶克是1946年春季才到芝大任教的，开了一门讨论课“美国企业垄断个案分析”，参加者仅约十人，且几乎全都是教授、讲师，以及正在写论文的博士生。邢慕寰抱着好奇心前往旁听了几次，又趁机读了哈耶克的两本名著，即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和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的前一本书延续米塞斯的论旨，对计划经济的可能性给予了否定，他指出，计划经济从理论上看是不可行的。后一本书则指出了计划经济本身内在的逻辑会使社会走上“通往奴役之路”。可以说，正是这两本书从根本上确立了邢慕寰的自由市场理念。
在台湾，邢慕寰是第一批致力于本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并全力推动台湾经济政策的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外贸顺差逐渐扩大，并面临景气过热与通膨压力，蒋硕杰与邢慕寰即大声疾呼以自由化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利用市场所反应的汇率和利率水准，化解内外经济压力。他们也普遍批评政府干预对经济资源利用造成效率上的扭曲——希望政府尽快“抛弃新重商主义的包袱”，他们认为，政府的经济角色应该限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公平的竞争条件；其次，除非因为资讯不足、公共财、外溢效果、独占或寡占性经济权力的存在，或风险与不确定性等因素而致使市场失灵外，政府不应该随便干预经济活动或扭曲市场的价格机能。
施建生在1965年担任台大法学院院长时，于当年9月底与“中国地政研究所”所长萧铮共同邀请哈耶克访问台湾，进行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施建生是在参加哈耶克所创办的朝圣山学社年会之际向哈耶克发出邀请的。
哈耶克第三度访问台湾，在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发表演讲时，施建生是会议主持人。他也在11月10日的《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自由经济理念的弘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此外，施建生在其《现代经济思潮》一书增订版中的第八章，以九节介绍哈耶克。哈耶克于1992年去逝时，施建生也在《经济前瞻——哈耶克专辑》中写了一篇《哈耶克与凯恩斯》，记述两人的关系。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谢宗林和吴惠林也对哈耶克思想有深入研究，并热心地传播。谢宗林翻译了哈耶克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并把哈耶克在1944年以后用英文写的文章和整本专著大部分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