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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荠插柳•；祀神•；农占
宋代以后上巳节流行头戴荠菜花。南宋所撰《岁时广记》卷一九引《琐碎录》说，淮西人三月三日取荠花铺灶上及床席下，可避虫蚁，极有验。苏东坡《物类相感志•；总论》：“三月三日，收荠菜花置灯檠上，则飞蛾蚊虫不投。”这是在居室中布置荠花，以避蚊虫。明代方志多记载戴荠之俗。如嘉靖河南《商城县志》：“三月三日，戴荠菜花，喜岁丰之兆。”嘉靖河南《永城县志》：“男妇多出采荠花插之终日，俗云避眼疾。”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谬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苏州太仓和安徽和州、滁阳诸地方志也有戴荠的记载。明代戴荠是表达“岁丰”和“避眼疾”的愿望。
清代有关戴荠花的风俗，在顾禄《清嘉录》中有详细记载：“荠菜花，俗呼‘野菜花’。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呼‘眼亮花’。”又据乾隆河南《新蔡县志》：“戴荠花，盖以丰年甘草先生，故戴之，喜岁丰也。”
荠菜花驱虫明目的效用在南唐陈士启《食性本草》和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被予以肯定。对荠的重视有更古老的传统，《诗经•；谷风》有“其甘如荠”的说法。南朝鲍昭《三日》说：“时艳怜花药，眼净悦登台。”又说：“凫雏掇古荠，黄鸟衔樱梅。”表现出对荠的重视。用药使“眼净”，表达人们的一种追求，或许是后世戴荠明目的张本。
柳也是避虫求祥之物。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唐中宗时，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戴之可免虿（chài）毒。《新唐书•；李适传》也说细柳圈避疠。还有插柳之俗，乾隆山西《武乡县志》说，三月三日“士人取柳枝遍插墙壁间，谓之驱毒蝎”。
此外还有其他风俗。《析津志辑佚•；岁纪》说，元代大都人认为，三月三日可脱贫穷，居民以菽黍秸做成圆圈套头套脚，然后掷之水中，表示脱穷。贫穷是不吉祥的，除之符合祓禊的传统。而乾隆福建《永福县志》载：“采香草插门，以祓不祥。”或与古代上巳以香草薰身之俗有关。福建的上巳食俗也可注意，崇祯《海澄县志》记载：“采鼠草、麹草合粉为粿，荐祀之余，以相赠送。”令人想起《荆楚岁时记》中“取鼠麹汁蜜和粉，谓之龙舌，以厌时气”的记载，此俗可谓源远流长。受佛教影响，供乌饭也在上巳节出现。万历福建《建宁府志》说：“乌饭，取南烛木茎叶，捣碎渍米为饭，成绀色以食，且各相馈遗，俗谓目连是日作此供母，故效其然。”
宋以后三月三日流行祀神活动。
宋代开始于三月三日祭祀北极佑圣真君。此神是道教将北极星人格化，道观祭之。据《梦粱录》记载，南宋人以三月三日为北极圣佑真君诞生之日，杭州佑圣观侍奉香火，当日降赐御香，修崇醮录。午时行朝贺礼，士庶烧香，纷集殿廷。诸宫道宇，俱设醮事，以祈国泰民安。诸军寨及殿司衙奉侍香火者，皆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于道，观者如堵。贵家士庶，亦设醮祈恩。贫者酌水献花。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也记载了类似风俗，此俗一脉相承。杭州的佑圣之祭是很盛的。明代南北二京也有佐圣庙，三月三日遣官致祭。
三月三日的玄帝祭祀也于宋以后兴起。玄帝即玄武帝，又称为真武帝、荡魔天尊，是道教大神。玄武很早就是主北方的星辰，后改造为灵龟，宋代出现真武一词，南宋有真武入武当山修行的传说，被人格化。明代朱棣兴起于北方，对玄武崇敬有加，民间对其信仰更加普及。明代河南真阳、永城、夏邑、归德诸志均有三月三日祀玄帝的记载。清代乾隆甘肃《成县志》说，三月三日“步郊外踏青，兼降香真武庙”。真武信仰主要流行于北方。
三月三日有农占之俗。一是以天气占桑蚕。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引六朝以前书《杂五行书》说：“欲知蚕善恶，常以三月三日，天阴无日、不见雨，蚕大善。”继承这一传统，南宋《岁时广记》引《博闻录》说以三月三日晴雨，占桑柘贵贱。直到清代，湖北《江陵县志•；气候》记载，以三月三日阴雨兆丰年，晴朗则旱，桑贵。谚云“三月初三晴，桑上挂银饼。三月初三雨，桑叶有苔痕。”
二是以蛙鸣占农桑。南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十六首》记叙晚春：“湔裙水满绿州，上巳微寒懒出游。薄暮蛙声连晓闻，今年田稻十分秋。”（范注：吴下以上巳蛙鸣，则知无水灾）江南水稻之乡，通过上巳蛙鸣判断丰歉，蛙声不断是丰兆。明代万历《嘉兴府志》说：“三月三日闻蛙鸣，米贱。”米贱即是丰收。青蛙，又称田鸡，蛙鸣以占农事，又叫“田鸡报”。《清嘉录》记载，苏州农民于三月初三听蛙声于午前后，以占稔，谓之“田鸡报”。谚云：“田鸡叫拉午日前，大年在高田；田鸡叫拉午时后，低田弗要愁。”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寒食与清明（1）
作为节日的寒食与清明，其日期是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及其以后第二天。
寒食的起源及其演变
说到寒食的起源，和介子推被烧死的故事与乞雨之俗有重要关系。
汉代蔡邕《琴操》说，春秋时代，晋国的介子推追随亡命的文公重耳19年，曾割自己大腿的肉给重耳充饥，重耳归国后论功行赏，不及介子推。子推于是隐居山西介休山中。后悔的文公呼喊不出子推，不得不放火焚山想逼出他来。但子推宁可抱木烧死。文公哀悼子推，为其断火吃冷饭，以后相沿成俗，令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三国时曹操《明罚令》、晋朝人陆翙《邺中记》也都说寒食断火，起于介子推。
隋朝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怀疑这一说法，他说“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子推被焚之事”。今人研究，介子推的事情最初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吕氏春秋•；介立篇》、《史记•；晋世家》等，无焚死之说。焚死的记载见于《庄子•；盗跖篇》、《韩诗外传》卷七、刘向《新序•；节士篇》等。除《庄子》外，都是汉代的书，而《庄子•；盗跖篇》成于秦汉之际，似乎焚死说在这时成立。而由于介子推焚死文公断火的说法，在东汉末蔡邕《琴操•；龙蛇歌》才出现。
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在《寒食考》（《和田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51年版）中提出，介子推是以报恩教训和对君主消极反抗精神为要素构成的架空的人物，不是实在的人物。但是不仅仅为思维所产生，而有着实际的一些因素。介子推在《左传》中的记载是：“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楚辞•；思美人》说：“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悟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史记•；晋世家》中的介子推：“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据这些记载，介子推在隐居之后或死后，被封绵上的介山。介山（或作绵山）是太原南百公里外介休县南部的山，介子推难道不正是本来的介山的信仰对象吗？介山之神吸收了文公的说法，被封于介山的介子推的传说也就成立了。由介山信仰演成的介子推故事，后来扩大到太原地区。
守屋美都雄进一步指出，一说介子推死于五月五日，五月五日关于乞雨的事很多，介子推也是和乞雨有关系的人。在说明基于火星出现前的火的禁忌和火星出现之际为乞雨的火的禁忌两个理由方面，引入具有焚死的传说和把乞雨日期五月五日作为命日的介子推，是非常合适的。他关于寒食和乞雨、介子推和乞雨观点富有启发性。
事实上，改火、分野与参星信仰也是寒食节形成的重要原因。
杜公瞻注释《荆楚岁时记》说：“《周礼•；司烜（xuān）氏》：‘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把《周礼》反映的禁火作为寒食的起源原因。基于此，日本学者重泽侍郎在《介子推》（《青木正儿博士还历纪念•；中华六十名家言行录》）中指出，乞雨是火禁忌的要素。他就《后汉书•；周举传》寒食之事中的“龙忌之禁”指出，此“龙”指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此星与乞雨的云祭关系很深，具有和火不相容的性质。关于改火的季节，和司火的苍龙七宿的心星（火星）的隐现对应，寒食的季节与此大体一致。此外，前面已介绍了守屋美都雄关于断火和雩祭关系的论述。他们关于改火与乞雨关系的论述也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陈久金也从天文出发解释寒食的起源。认为禁火、出火之“火”是指大火星，即商星，参星和商星是相对的，三月参伏，则意味着火见，也就是火出。自八月至来年二月，黄昏时都见不到大火星，故后人推广而统称为内火。所谓三月火出即是指大火星皆出东方。二十八宿的龙神位于农业生产中最关键的季节，受到人们对大火星的崇拜，便形成民间禁火、出火习俗。然而，正如中村乔所说，由春季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