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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场里,从马场长,各队队长,到每一个学员,人人心里都有一本细帐,谁最厉害,谁不好惹,谁天不怕,地不怕,谁破罐破摔,谁又最胆小怕事,谁最好欺侮……那是人人心里都清清楚楚的。队长们开会点名批评什么人,都是找好欺侮的批,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谁也不敢惹,象大刘这样的人很有几个,谁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有一天,班里派我出去和大刘拉砂子,大刘赶车,我坐在马车上,路上大刘对我说:“好样的,你早就该骂他们狗操的们。”大刘鼓励着我说,“别怕他们,咱没做那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咱也没犯下挨枪毙的罪过。这地方就是欺软怕硬,你越孙子,他越欺侮你。这就叫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只要你豁得出去,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知道为什么建这个农场吗?咱们这些人原先都报过逮捕,或是劳动教养,可是对于这些人查不出历史污点来,逮捕证没法签,这才交给公安局代管,收在了这个农场里。只要你不杀人放火,这个农场也没法送你去监狱。懂吗?这叫隔离,什么叫隔离?你们有学问的人叫软禁。中国没有软禁,就叫隔离,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软禁,就不是硬禁,顶天也不能给你戴铐子,你只管把心放在肚里,你越孙子,他们越欺侮你。上次开会,那个王八蛋队长问你是什么东西,你真不理他,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别看他冲着你挥拳头,他不敢打你,他打了人,他犯错误。他们为什么叫你?他们早研究好了,你年纪小,胆小,读书的孩子,没经过世面,拿你开刀,有震动力。从今之后,你就天不怕,地不怕,让他们看出你是豁出去了,破罐破摔了,你也不想好了,你也不想出去了,他们也就不打你的算盘了。”
感谢大刘,他向我交了底,原来农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只能是看着这些人,他们不能任意处置这些人,他们也不能随便把一个人送进去,他们也没有权利想给谁摘帽子就给谁摘帽子,他们就是奉命在这里看管右派,不能把他们留在城里,也不能治他们的罪,还得吓唬着他们老老实实。因为你不是刑事犯罪,他们可以把小偷小摸小流氓们送回公安局去受点罪,却不能把右派送到公安局去,右派毕竟不是刑事犯罪。
“你是不知道呀。”渐渐地大刘和我关系越来越近了,跟车出去干活的时候,他就在路上对我说,“从一革命,咱们就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只有不识字的人最可靠。有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执行任务时,一定要派一个不识字的人搭伴,连站岗放哨都不能同时派两个知识分子。队伍泄露了机密,先怀疑知识分子里面有没有内奸,打了败仗,也先怀疑是不是这几个知识分子动摇军心。其实上级也没发文件,也没布置精神,反正就是处处防着知识分子。如今总算把知识分子划出来了,送到农场来,也不怕扎堆儿了,留在外边的知识分子也老实了。可是也不想想,没有知识分子革命能有今天的胜利吗?”大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干部,他对革命有自己直觉的看法。
“别以为脱胎换骨这4个字是什么人发明的。”大刘也有一肚子的学问,也只有我才肯听他讲这一肚子的学问,“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都得脱胎换骨。都是参加革命,我们就不问什么动机,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先要说明是什么动机。为什么?农民就知道二亩地,革命胜利分二亩地回家种地去了,知识分子一参加革命,他这一辈子就干下去了,革命胜利只给他二亩地,他不干。所以得先说清楚,你是奔着什么来的,是不是想捞一把。再说,知识分子革命不彻底,革到半路上,一个不顺心,走了,农民革命就彻底,绝对走不了。所以,知识分子一参加革命,就得先脱胎换骨,到把他原来那些思想全放弃了,成了革命新人,和革命一心一意了,连半点三心二意也没有了,革命才放心你。可是如今又说是风吹草动,一风吹草动,知识分子又犯老毛病了。让你给党提意见,你就只说好,无论怎么动员,你也是没意见。对你说,一个政党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能没有缺点吗?你就说就是没有缺点。对你说,越是给党提意见才越是帮助党,你就说,我给党提意见就是给党提优点。明白了吗?什么叫脱胎换骨,就是把你心里的话藏起来,你就揣摸着他爱听什么,说过了头也没错,佛不打烧香嗑头的,记住了吗?”
大刘是一个农民的后代,自幼参加革命,他对革命竟然有了这样的一番理解,说来也是一种悲剧。据大刘对我说,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有的人明明识字,也装做不识字,识字的人就是这样危险,再至于像我们读过这么多书的人,那就更时时提防你可能对革命不忠诚了。
何以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不能得到信任呢?反右斗争时,知识分子扎堆儿,成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主要表现,中国革命是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没有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马列主义的传播,但是中国的这一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存有戒心,尤其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更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已,为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整肃,才要引蛇出洞,引狼入室,然后再一举围剿,把知识分子树为反面教员,以维持至高权威。
我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农场里潜心读马列的书,我更读不懂《资本论》;但在农场,我也在思考,虽然我不可能思考中国的前途,不可能思考革命的未来,但我还是能思考一些肤浅的道理,从反胡风,到反右,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思考这一场一场的运动。
第四部分 脱胎换骨十三、脱胎换骨(3)
农场里有一个右派崽儿,原来是四川大学学生,因为他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只有17岁,大学没毕业,被送到这里来了,在农场,他年龄最小,大家就叫他右派崽儿。
这个右派崽儿,总哭,想家,想回四川,在班里交代罪行,他说他是因为爱读《约翰•;克里斯朵夫》被打成右派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例外,因为读这本书打成右派的大有人在。
我自己更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最热心的读者,天津作家协会秘书长早就对我说过,那是一本有害的书。一位作家协会的秘书长,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有害,说明革命对于意识形态,有一种严格的界定。凡是按照《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的作品塑造自己的,就被革命所不容,而革命所需要的革命者,只能是革命的狂热信徒。
胡风本来是一位革命作家,但他最终被革命所不容,右派中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是一心追随革命,最终也成了革命对象,这只能说明,这一场革命已经开始疏离它原来依赖的力量,革命在寻找新的支持者了。
几年之后,一位直到现在我仍然非常尊敬的革命领导人说过,三年“灾害”,中国所以没出乱子,就是因为在此之前进行了一场反右斗争。这位革命领导人当时任南方一个大都市的市长,他自己对于反右斗争,心里也未必赞同,但他口头上也还是要说反右斗争的重大意义。这位市长明明是说,如果不把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这些人肯定要趁三年“灾害”之机出来做乱。在报上看到这段讲话,我想,这就是逻辑混乱的最高表现。如果没有前面的一场反右运动,很可能中国不至于出现那一场灾害,正因为进行了一场反右运动,才使执政党陷于盲目的狂热,言路遭封杀,才使错误走到最远,最后只能依靠我们党“总是善于发现自身缺点”的传统“改正”自身的错误了。
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如果没有1957年的反右斗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会那样“史无前例”。
正因为有了1957年知识分子的声誉扫地,才有了1966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正因为有了1957年的斗争右派,到了1966年,学生们触及知识分子灵魂和皮肉的时候才能够一点也不手软;正因为有了1957年的反面教员,才有了1966年的牛鬼蛇神;正因为有了1957年的“舆论”一律,到了1966年才有了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不是一个孤立现象,早从1955年开始,中国就注定要产生一场浩劫,而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中国知识分子把知识看得过于神圣,中国人从有知识那一天开始,就有人把知识看做是对于权力的威胁?封建主义的基础是一个“封”字,而“封”的天敌,就是独立的人格力量,独立人格力量来自知识,封建主义一是要规顺知识分子,桎梏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力量。从1957年的反右,到1966年的浩劫,中国就是沿着这一条道路滑下来的,直到人们在这条运行轨迹上束手无策,为之付出了宝贵的一切,才最后终于不得不悔悟,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
1957年反右运动的负面影响,远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1957年反右运动,不仅破坏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信念,还影响到中国第二代,第三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右派子女们对于社会的逆反心理,不是由他们的父辈承继来的,是他们在反思他们父辈的遭遇中异化成的。这种被异化的逆反心理,使革命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发生了根本动摇,文化大革命过后,那种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