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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1965年秋返回乔治敦校园后顺利过渡成为大二学生会主席，在“解决校园停车问题”时他有过几次演讲，颇得好评。那年秋天他还说服耶稣会管理层降低学校食品的价格。他说：“如果伙食部门是为学生服务的，其价格应该低于或至少等于该地区的竞争价格。一些学生无力承担如此高的伙食费用。他们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克林顿就读乔治敦大学期间，正是6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在美国历史上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美国社会各种矛盾与种族冲突日益尖锐，一系列历史事件接踵而来。华盛顿哥伦比亚区是美国政治的晴雨表。在这种风云变幻的时代，每一个在乔治敦读书的大学生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美国政治跳动的脉搏，克林顿也不例外。
1967年，在克林顿的努力下，校方邀请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纽约州国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来校发表演讲。罗伯特·肯尼迪的思想自由激进，支持民权平等，反对越南战争，在约翰·肯尼迪遇刺之后，他成为广大青年学生心目中新的偶像。
第二年，他又聆听了肯尼迪参议员关于美国政治应当是什么样子的精彩演说。罗伯特·肯尼迪说：“每当一个人坚持某种信仰，为别人的幸福而努力或维持正义时，他就激起了一朵小小的希望浪花，从不同的源流发出的无数浪花汇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能够将最强大的压迫和顽抗之墙冲毁。”听过演讲的克林顿觉得自己的生活道路有了更加明确的前进方向。
1968年4月，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动一个向华府进军的贫民抗议运动，他率领6000名抗议者进军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在共济会教堂发表著名的《我到了山顶》的演说，就在这次演说的第二天，他在孟菲斯市遭人暗杀。他的不幸遇害，激起全美黑人的巨大悲痛与义愤。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一场规模巨大的抗议马丁·路德·金被杀害的种族骚乱在全美168个城镇蔓延开来。首都华盛顿也很快卷入种族骚乱的漩涡。
在美国黑人和争取民权平等的自由派人士心目中，马丁·路德·金是他们心目中的骄傲。送葬那天，约翰逊政府不得不下令所有政府机关下半旗志哀。4月10日，国会又迅速通过了旨在消除种族歧视的民权法案。这是马丁·路德·金用生命为黑人同胞和其他少数族裔争取来的胜利果实。
从1966年秋到1968年春，他一直是青年实习生协会的成员和国会的兼职工作人员，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办公室工作，克林顿了解到许多越战内幕情况。当时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每天都向富布赖特报告阿肯色州参战青年在越南战场的伤亡情况，克林顿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感到十分震惊与悲伤。
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大学法律系教师、34岁就成为阿肯色大学校长、40岁已在国会脱颖而出、4届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是阿肯色州甚至全国的政治奇才之一。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写作能力著称，而这两样本事在参议院里并非人人皆备，作为外交委员会主席，他于1965年召集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听证会，自此把华盛顿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批评公开化了。在比尔·克林顿为他工作一年后，富布赖特又推动了一系列调查以及对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质询。克林顿与富布赖特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反对越战，认为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未经国会授权，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场让美国人白白送死的非正义战争。但正因为他们具有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就站在了约翰逊政府的对立面上。为此富布赖特曾被约翰逊总统讥称为“哈布赖特参议员”（富布赖特（Fullbright）的字面意思是“非常聪明”，约翰逊叫他“哈布赖特”（Halfbright），意思是说他的聪明劲和他的名字并不相符）。
第三章 大学生活一、乔治敦大学学生（3）
每日课余他都准时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班，克林顿干的多是些杂活儿，从整理文件到剪报拼贴，而一段时间里干的最多的是把越战阵亡将士名单中阿肯色籍的人勾出来，方便富布顿特向这些家庭发去私人唁电。这是一件令人痛苦而且越干越干不完的工作。到1967年，越南已有50万美军，15000人阵亡，一半以上死在比尔·克林顿在国会山工作的那一年。在一声不响忍耐着处理阵亡名单的同时，他特别注意参议员办公室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他想了解政治家们如何处理那些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棘手事务，尤其是富布顿特怎样在经济和机制上为1968年在阿肯色州争取连任的竞选做准备。
富布赖特对克林顿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在以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起这位他怀着崇敬之情为之工作的优秀参议员对他的重要影响是什么，但许多了解比尔和富布赖特的人对此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影响太深了，反而不被他觉察罢了。1966年至1968年，富布赖特似乎在全力搞一种政治平衡：必要时以学者的身份做个和事佬，更多是作为国会山的人在国内活动。皆大欢喜成了他的追求。“这不是肯尼迪的作风，是富布赖特的，真正的富布赖特是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对不同的人办不同的事，这也一直是比尔效仿的”，一位熟识他们两人的阿肯色人士说，“他崇敬富布赖特”。汤姆·坎贝尔根据自己的观察评论道：“他们生活和事业的许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同是来自阿肯色的比尔·克林顿或许有过这样的念头，总统可能当不上，“但他却坚信”，有人断言，“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地位肯定能达到。”在克林顿未来的仕途生涯中时时都可以看到这位阿肯色州老乡，一个比尔心目中的政治天才的无形影响，因为他知道重要的“不在于认识谁，而在于想认识谁”，富布赖特正是比尔想认识并且认真效仿的对象。
大三的时候克林顿平生第一次做出暂时放弃学校政治活动的决定，这段时间里他与一直迷恋的政治活动暂告分手，全身心投入到学业和工作中。
但到了1967年3月，他还是参加了东校区的学生会主席的竞争。此前早些时候，他在学生自办的《乔治敦信使报》上发表的文章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已有了应付社会上和大学里混乱局面的新办法。“如果说民选代议制政府有什么意义的话，首先它必须有正视问题的高度责任感”，他写道，“我们不能采取孤立的、只说不干的或使我们的行动失去实质意义的政策，作为学生团体，必须使我们的代言人占据他们最应当占据的位置，播下改革的种子，收获它带来的硕果。这是时代的要求。”
他在全校范围的竞选活动是“一项复杂的运作”，他的室友回忆说，先列出一长串不住校同学的电话号码，然后一一拨打，再手工绘制有“投克林顿一票”字样的圆形宣传品，它既可以挂在门把手上，也可以巧妙对折塞进男士上装的口袋里或成为女士佩戴的徽章。但他在竞选时存在着与先前一样的问题，即缺乏知名度和财政支持，只好再次在学生伙食上做文章。
但组织工作和财政支持更逊一筹的特里·莫吉林，却敏锐地抓住学校当局在“财务和行政方面过分膨胀”加以批评，主张学生应在校政上发挥更大作用，他还根据比尔·克林顿在校园里已经形成的形象来压低他，称他做常见的“政客”，“学校当局的候选人”，甚至给他起了个“滑头威利”的外号，他在这次竞选中失利了，最后的结果是莫吉林以717票对克林顿570票获胜。但在竞选结果未出来之前，比尔依然踌躇满志。大三年底他还给家里人写信，吹嘘自己在同学们中间如何受信任。他还夸耀自己在国会山的新生活。他说：“我已经安顿下来开始学习和工作了。我上午和晚上上学，下午工作。在这里跻身参议员之间当然是令人兴奋的事。今年我已经见过总统、副总统和许多参议员，……除了工作和学习我几乎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但我喜欢忙碌，努力工作对人是有益的。”
“我在学校从事政治活动时就像后来一样爱争论”，克林顿在后来提到乔治敦的竞选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事实上，他1967年的竞选就吃亏在辩论题目的选择上，他实际上是在避免争论，而且不敢向以前很权威而现在已大为改观的辩论方法发出挑战。甚至他的个性魅力和好人缘也未能挽回变革的诺言无法兑现带来的败局。莫吉林的胜出出乎比尔的预料，像从前出现过的那样，失利把克林顿打入显而易见的消沉当中。“比尔有那么一阵子抬不起头来”，坎贝尔说。他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那就是不管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引经据典阐发的道义原则，像一位支持者所言，“失败后就钻牛角尖儿”，琢磨到底哪儿错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那宽厚的微笑和安稳的小睡掩盖下的是他对成败得失的斤斤计较和极度忧虑。那天晚上，克林顿对吉尔·穆尔说，他这次的教训是没有足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他从来不会服输，总有一天他还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