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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她几乎没跟男孩子约会过。作为一位年轻的法学院学生，希拉里有意穿得很朴素，决不出风头，只是有时带几分激进分子和女权主义者的色彩。她母亲说：“我觉得那几年她遇到的挑战太多了。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与男人是平等的。可那时没有什么人能接受这一观念。”
第三章 大学生活三、耶鲁之恋（2）
她给学校的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在韦尔斯利一样，她参加了一些针对校方的抗议集会，其中包括1969年到1970年纽黑文对黑豹党的调查。当时，在耶鲁法学学者托马斯·埃默森的指导下，她组织了一批批学生去法院旁听。这位戴着厚镜片、举止严肃的女生很快受到欢迎，成为校内一位讲效率的调停人，是持不同政见学生与深感不安的校方之间的最佳沟通者。因为希拉里的为人有一种优势，校园里的每一个人一直同她保持着友好关系。学院行政官员和学生都认为，她能公正地反映他们的看法，可望使他们摆脱学校和学生之间对抗的僵局。
然而，她也并不是受到所有人的表扬，就是十分器重她的教授也会说出一些让他今后后悔的评论，肯尼迪时代就是华盛顿政坛元老的耶鲁法学教授伯克·马歇尔认为，“她非常聪明、勤奋、有吸引力，但是，在她的政治策略上和其他人一样，缺乏想像力。”但就是这个被他评价为“缺乏想像力”的女生日后成了美国的第一夫人，哪个人没有看走眼的时候呢？
《生活》杂志刊出了她在韦尔斯利毕业典礼上的演说之后，她应邀参加了女选民联合会组织的一个叫做“未来年轻领导人”的会议。该会议是两党促成的一系列成果之一，他们从各校的激进分子中选出60位学生领袖。在那里，她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议会工作人员和对她未来丈夫的政治崛起将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人物，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黑人选民登记代理人弗农·乔丹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后来成为希拉里心目中最信任、最能使他快乐的朋友之一，并且在比尔·克林顿的政治班子中担任非同寻常的角色。
集会邀请她在联合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演。联系1970年春天的入侵柬埔寨、百所大学抗议活动，她发表了演讲，在她从帕克里奇到白宫的政治生涯中，这被认为是最有力的一次演讲。当时尼克松的统治日益衰微，战争留下的阴影四处可见，战争结束遥遥无期。她在会上对听众说：“我们现在是处在这样一个10年期的结尾，这个10年以追求高尚开始，却以崇尚平庸结束。”她请求与会者“为制止希望破灭的恶性循环出一把力”。这是时代的要求。她接着说：“我们对社会进行谴责的面扩大了，原先我们鼓吹民权，现在我们提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原先我们揭露南方和贫民窟的生活质量，今天我们却在抨击工厂和公司里的工作条件；过去我们大力抨击对人的剥削，今天我们也强烈反对对大自然的破坏……”
与妇联会的接触为她的政治生涯打开了一条新路，集会上她认识的人中有罗伯特·肯尼迪的前助手彼德·埃德尔曼，他的妻子、儿童权利保护律师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说，希拉里一下子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久，经埃德尔曼夫妇推荐希拉里参加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研究季节劳工问题的小组委员会。希拉里负责研究弗罗里达州和其他地方由于不卫生而瘟疫流行的移民区的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状况。
在唐·琼斯的卫公理会青年组织时她早已了解了一些移民家庭，但这次调查还是给予了她更深的印象，她对朋友和同事说，这段经历“令她震惊”，并且还说：“当我回到法学院时，我为儿童，特别是贫苦和社会地位低下儿童的利益献身的决心更大了。”她为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对后来几个月揭露出的移民劳工的惨状非常气愤。
在纽黑文住了一段时间的克林顿搬到康涅狄格州福特市杜鲁巴尔海滨的一间寓所，和唐·博格以及牛津大学时的同窗道格拉斯·埃克里住在一起。博格这样描述克林顿当时的生活：“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70年，比尔待人热情，这种性情使他能在逆境中保持心理平衡。70年代正是艰难时世，在美国人的心灵深处民权运动刚刚消除奴隶制度的阴影，却陷入了越南战争的动荡。我们这一代人受约翰·肯尼迪的鼓舞而信奉公职，但公职已经误入歧途。”
当时许多人家庭分裂，朋友被夺去了生命。我们刚刚见面时，比尔刚刚失去了一位牛津时代的密友，即与比尔在牛津住在一起的朋友弗兰克·阿勒。
“他与人交谈，善于听从对方的意见，博览群书，差不多每周读一本新书。此外，他总能抽出时间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帮助他人摆脱困境或解决问题，他总能腾出时间与人谈话，无论是与餐厅的服务员还是正在执勤的纠察员。他对谁都能做到大方得体、通情达理、恰到好处。”
帮助杜菲的初选结束之后，比尔回到了耶鲁法学院跟班上课。与严禁保守、学院气氛较浓的哈佛法学院相比，强调法律应与实践结合的耶鲁法学院显得相当宽松开放。它采取了一种比较自由开放的办学方式，为学生充分施展其才能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学习环境。就在克林顿入学之前，法学院取消了考试分级评分制度，一律改为及格和不及格两种。这给那些热心政治、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的法律系学生提供了理想的学习环境。克林顿在这种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中简直如鱼得水，但更加重要的还是他的个人素质非常之棒。他记忆力惊人，看书过目不忘，在缺课近三个月的情况下，他依靠同学的笔记和临时突击复习，竟然通过所有的期末考试，令那些担心他期末不过关的同学感到既吃惊又佩服。博格说：“他效率极高，阅读速度快得惊人。他理解问题的能力据我所知无人能比。他睡眠时间从来不多，一晚至多不超过四个半小时。”
克林顿在耶鲁法学院是一位高度引人注目的活跃分子。他精力充沛，学识过人，思想自由开放，敢说敢干。威廉·科尔曼三世是尼克松内阁中一位有钱有势的部长的儿子，也是125名学生中的10名非裔美国人之一，在法学院二年级时成为比尔的室友。多年以后他依然能够回忆起是比尔首先打破了校园内白人和黑人的界限，他清晰地记得那个“友善的有着南方口音和天使般圆圆笑脸的青年人……来到‘黑人餐桌’旁就坐”。当时，科尔曼和他的黑人同学在法学院就餐时，都是与白人分开的。不久，比尔·克林顿却加入到他们中间，他也鼓励别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坐在一起，他的谈吐欢快活泼、富有感染力。科尔曼说：“他是个天生的故事大王，最平凡的事情经他一说，也变成既有情节又有寓意的完整故事。他知识渊博，头脑敏锐，悟性又强，常发表深刻独到的见解。这个南方人以实际行动打破了白人和黑人分开坐的的规矩，成为我们餐桌上受欢迎的正式成员。”课余，比尔·克林顿喜欢与朋友为伴，打橄榄球，听音乐和演唱，帮助室友做饭。博格说，克林顿做的饭菜比较单调，“比尔的烹饪技术并不怎么高明，基本上他是一个油煎专家，什么东西都油煎、油炒、油炸。从煎锅到盛入盘子最后吃到嘴里，他始终站在那里手持煎锅，可以说一气呵成。吃完后他总要把锅洗得干干净净。一系列动作连贯娴熟。时至今日我仍能想像他在那里拿着金属棉，满面笑容地侃侃而谈。”
让同学们难忘的是克林顿对他母亲的那份感情。巴克内尔说：“比尔的家庭意识和群体意识充分体现出他同母亲的亲密关系上。有一次，比尔的母亲到学校来，她带我们几个同学到纽黑文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席间，比尔把母亲介绍给朋友，叙说母亲的殷切愿望和阿肯色故乡对他的重要性。谈话主要围绕在他母亲身上以及她为养家糊口成为麻醉护士的艰难历程。”
由于同住在一间寓所里，科尔曼更加了解克林顿的个人背景，逐渐熟悉他最关心的问题。科尔曼说：“比尔对他的外祖父母总是流露出感激之情，虽然他们一生贫寒，却认为种族隔离是不对的，反对取消种族隔离是毫无道理的。比尔不明白，也难以接受朝夕相处的童年伙伴不能和他一起入学的残酷现实。孩提时的比尔不得不考虑这类问题，对他来说，这类问题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小小年纪就面对这类问题，现实生活确实对比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今日能从个人感情出发反对种族主义，坦率地讲，这在本人不是种族主义牺牲品的人中是不可多得的，极其难能可贵。”
虽然远在异乡，克林顿常怀着对故乡的赤子之情。他在学生休息室一坐就是几小时，向朋友们津津乐道家乡霍普镇和温泉城的故事。
有一天，其中几个同学穿过学生休息室，听到有人大声宣称：“决不只这些，我们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西瓜！”一位姑娘问同伴讲话人是谁，得到的回答是“噢，他叫比尔·克林顿，他说话总离不开阿肯色”。那姑娘被吸引住了，她决意要结识这位开朗、英俊、潇洒的小伙子。
在l992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段故事总是被提到，所以希拉里·罗德姆和比尔·克林顿在法学院图书馆里的首次见面也成了一段政坛名人的美谈佳话。当时一位同学劝他成为法学杂志的成员时，他却在长长的阅览室里直盯着希拉里看。最后，她站起身，走到他面前，生硬地说：“好吧，如果你还要盯着我不放，那我也要回敬你了，还不如现在就认识一下，我叫希拉里·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