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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北京市市长的焦若愚……
从事教育工作的余芳馨，对息县籍有出息的子弟充满爱抚之心。认她作干娘的，并非赵浩生一个，于是赵浩生有了一些干兄弟。其中有一个干哥哥叫周新吾，在北平读大学，他在假期回来时，会携带一些思想清新的书刊，会讲许多新鲜的事情。
受周新吾的影响，赵浩生开始苦苦思索，为什么广大农村的民众在生不如死的水火中挣扎？为什么世间存在那么多黑暗与不平？他更如饥似渴地浏览，在书籍中寻找答案，求索冲破黑暗消除不平的理想之途。
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华民族面临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严峻现实。于是一大批热血儿女，开始奋起投身捍卫社稷国祚的伟大事业。
经周新吾的介绍，赵浩生加入了进步群众的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一起从事救亡宣传的过程中，赵浩生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
救国——抗日，强国——革命，这一思维逻辑，很快征服了年轻而对积贫积弱、专制腐败国家现状不满的心。当纯真的友情中，注入了革命的因素，最终会导向一个极自然的目标——前往延安，参加革命。
在周新吾的帮助下，息县许多爱国且追求光明的青年奔赴延安，包括赵浩生的舅舅、姨妈、表兄，他也怦然心动，想加入这一行列。
父亲看穿了赵浩生的心思，可他不认为这是自己孩子该走的理想之途。他以家长的口吻强迫赵浩生到大后方四川继续读书，并亲自押送赵浩生由河南而汉口，转托一位朋友继续监护自己的儿子入川。
《是种子，不是死尸》既感动了编辑，感动了读者，也感动了赵浩生自己，当记者的念头萌发了／第一部抗战题材的多幕话剧《凤凰城》中的重要角色
赵氏父子还没有分手，日军飞机就开始了对武汉的空袭。炸弹落处，楼坍砾崩，血肉横飞。赵父一位朋友的妻子分娩后尚未离开武昌医院中，就在轰炸中与婴儿双双罹难，现场惨不忍睹。
他们协助朋友料理完丧事，乘渡轮返回汉口时，已是夜幕笼罩，四周死一般沉寂，唯有长江流水汩汩呜咽。面对周匝弥漫的死寂，赵浩生骤然生出一重惶悚：硝烟血光之后，死者被黄土掩埋，一切渐渐会恢复如常，仇恨也可能随逝波而淡漠，那死者的血岂不要白流了吗……
入夜，赵浩生辗转反侧，他感到他有责任将自己目睹的一切告知广大的国民，用亡灵的遗恨，播下复仇的火种。虽然他刚刚踏入高中的门槛，虽然他从未领教过新闻技法，他只将一腔喷薄的激愤倾注笔端……
几天后，武汉日报刊载了长篇通讯《是种子，不是死尸》，撰稿署名赵浩生。通讯的文字或许难脱稚嫩，但如泣如诉的写实，以及字里行间澎湃着的狂潮般义愤和振聋发聩的呐喊，不仅感动了编辑，感动了读者，也感动了他自己。
赵浩生原不曾想到，一篇文章竟能产生如此效果，自己的所知所感，能引起社会的共鸣，自己的名字一下嵌进成千上万读者的脑海，其成功感让人陶醉。作一个报人，也就是以记者为职业，对年轻的赵浩生骤然生出不可抗拒的诱惑。
然而，此时的赵浩生并没有忘记他的革命向往，当他被父亲委托的监护人送到重庆后，他偷偷地跑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提出赴延安的请求。结果此事让监护人得知了，他极力阻挠，投奔延安之梦再次幻灭。
延安去不成了，但赵浩生依然热情奔涌地参与抗日的宣传活动。这时，有文坛神童美誉的吴祖光，创作出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的多幕话剧《凤凰城》，讴歌东北抗日英雄苗可秀。赵浩生随即与他的宣传伙伴们排演了这部话剧，他扮演剧中人、把许多青年导向爱国之途的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赵浩生先生和作者在吴祖光先生家相聚畅谈时，很自然地就忆起了这段往事。赵先生背了几段台词后，仍觉不过瘾，又唱起了《凤凰城》话剧的主题歌：“黑龙江上，长白山头，江山如锦绣；战鼓惊天，烽烟匝地，沦落我神州……”吴祖光先生听着，连连说道：“一字不差，一字不差。”
偶尔提起一个女性的名字，追溯一段“凤楼人远箫如梦”的故事／《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可社长胡健中没问赵浩生是否国民党员，就叫他“明天来上班”
也是在那一年，赵先生深怀感慨地对作者说：“抗战八年是我记忆中最珍视的一段，这不仅是因为通过艰苦的抗争，我们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胜利，还在于那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正处在恋爱的年纪。”
在抗战八年中，赵浩生既读书，又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奔走于西南数省，他还因肺炎到西北治疗休养，可以说足迹纵贯非沦陷区的南北。在此期间，他接触到许多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女性；而他也已长成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与赵浩生先生的数年过往中，他在跟我闲谈时，会偶尔提起一个女性的名字，追溯一段“凤楼人远箫如梦”的故事，这些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抗战期间。但最后他都叮嘱再三：“不能写”。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3）
也许，他觉得那“满身香雾簇朝霞”的良辰美景，那“无端隔水抛莲子”的玄妙，是置身局外的人无法体验和完美地记叙的，且让我们等待他自己的回忆吧。
自从《是种子，不是死尸》体尝成功感和萌发当记者的夙愿后，赵浩生便不辍笔耕，时常向报社投稿，即便是在西北治病期间，也不间断。他为了给报纸写好戏剧评论，翻阅了大量文艺理论的书籍。所以在他真正谋求记者的职业时，颇能拿出几篇反映自身实力的旧作来。
当日本惨败，中国战胜初见分晓的时候，赵浩生选了几篇旧作剪贴起来，向数家报馆发出了求职信。不久，几家报馆均表示有意录用，而最先录用他的竟是彼时最高级别的官报——《中央日报》。
赵浩生记忆尤深的是《中央日报》的“面试”：他按通知于深夜１１点晋见社长，走进社长办公室，社长胡健中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就又埋头专注案前的稿子了。对赵浩生的话，他心不在焉“啊，啊”了两声，未等赵浩生坐热板凳，就说：“明天到采访部上班。”
胡不加深究就让赵浩生来上班，莫非他仅一瞥，就认定了赵浩生是块当记者好料？更何况《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可胡连你是否国民党员都没问一声，这实在出乎意料。
后来，赵浩生了解到，当时《中央日报》的大牌记者们，都被派到沦陷区去接收敌伪报馆，当社长、总编辑去了，《中央日报》内部唱起了“空城计”，所以他轻而易举地跨进了新闻记者的高门槛。
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到领取１２份薪水／周恩来说：在降旗的一霎那，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没有他，就不可能有今天民族复兴的欢庆时刻
在《中央日报》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罗保吾主持的编辑会议上，赵浩生被指派采访政治新闻。可赵浩生在此之前，尚未受过一天新闻记者的专职训练，且在雾都政治的茫茫人海中，两眼一抹黑，政治采访从何着手？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当时恰逢政治新闻接踵云集的热闹时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停火，旧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与召开，按葫芦起瓢的战后复员……这对一个政治新闻记者来说，是极富刺激又能煽起情绪的机遇。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赵浩生回忆说：“否则这些重大政治新闻不会轮到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头上，然而，当时心理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可以想像的。”
在没有人指教的情况下，赵浩生只好“摸着石头过河”。钻研、采访、写作，战战兢兢、勤勤恳恳，赵浩生以其热情、机敏、全身心的投入，弥补了经验及政坛生疏等不足；以其独特视角、笔触和感受，反应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热闹、也最复杂的纷繁场景。
究竟从哪一日开始，赵浩生也记不清了，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他采写的重头报道，几乎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赵浩生”三个字，且渐渐从《中央日报》，扩展到其他十数种报纸。他终于在人才济济的重庆新闻界脱颖而出，以致同时受１２家报章之聘，领取１２份薪水。
赵浩生回忆那段日子最得意的事，就是每天下午，坐在重庆都邮街最幽雅的咖啡馆，等待从上海空运来的《申报》。那时重庆的报纸纸质又糙又黑，而《申报》则又细又白，在这又细又白的报纸上，总能看到赵浩生的名字。他一面呷着咖啡，一面翻阅着刊有自己文章的报纸，想到通过自己的手笔，传播着世人渴望了解的事件和消息，内心盈溢着超乎寻常的满足。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会议——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赵浩生作为唯一的官方记者，得以列席这一历史性的会议，目睹了当时政坛风云人物和颜悦色地进行政治角力的精彩场面。
赵浩生逐日报道了会议的进程，然而在他同我谈及那次采访时，却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在会议的一天下午接近黄昏时，突然传来一阵军号声，原来是降旗的时间到了，代表们自觉地起而肃立，直到号声停息，也就是降旗完毕才又坐下。
这时，周恩来突然发言：在刚才的霎那间，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没有他，就不可能促成我们民族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也就不会有民族复兴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