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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可为。”
临行前，毛泽东再一次嘱咐林克他们，下去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正确执行各项方针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调查研究。
“我那次一下去就是７个月，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下到基层后，就实行‘三同’，一个月的口粮不足１３斤，顿顿喝稀粥。喝时满头大汗，撑个‘水饱’，但刚走出几里地，就饿得两腿软绵绵的了。后来，我胸口以下都浮肿了。”
１９６４年冬季，林克到河北新城“四清”。临走时，毛泽东像前一次一样，又对林克提出三条要求：一、化个假名；二、不要当官；三、深入群众。几个月后，毛泽东再次给林克指示说：一、“四清”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大多数；二、要依靠干部，团结干部大多数；三、要自始至终抓生产。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三部分林克：给毛泽东当秘书兼英文“老师”（7）
经过这几次下放锻炼，林克感到收获很大。他学会了如何同群众打成一片，如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如何做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如何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这些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在下放的过程中，面对许多实际问题，又敦促他加强理论学习，并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此时此刻，林克才对毛泽东在那顿聚餐上讲的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当时说：他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期间挨整受压制，“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山上的经验……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我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这些话，都是在讲读无字之书的重要意义。只有结合实践，读无字之书，才能深刻领会理论、有字之书，使理论和有字之书发挥作用，也才能根据客观情况、环境、时间的变易，去修订、去补充理论、有字之书。不参与实践，不去读无字之书，理论和有字之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关于毛泽东的故事，林克还有许多许多，他已经开始了对那段难忘的岁月回顾梳理形成文字的工作，并邀我做他的助手。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三部分邬吉成：目击中美关系“解冻”细节（1）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美国总统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走下舷梯的尼克松，主动把手伸向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说了一句永载史册的话：“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２５年没有交往了啊！”
这次越洋的握手震惊了世界，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世界格局随之出现变化。围绕这次握手及为此展开的漫长外交铺垫，谈判桌旁折冲樽俎的指挥较量，已经为许多知情者追述得详实无遗。
然而，为确保这次握手不致因意外而中辍，其背后纤悉无遗、涓滴不漏的警卫和接待服务细节，却至今鲜为人知。而我因为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即主管钓鱼台国宾馆的警卫工作，故而在影响２０世纪历史进程的尼克松访华期间，成为警卫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并有幸耳闻目睹甚至参与了许多未能尽披于史册的细节。
言及越洋的握手，就不能不提到第一个行动准备——基辛格秘密来华。周总理称基辛格是中美关系解冻的“先导”，“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虽说美国人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末，就向中国发出了愿意派特使赴北京的讯息，毛泽东在１２月同斯诺的谈话，甚至讲了尼克松坐上飞机就可以到中国来，可我最早得知美国政府要派重要人物来华，则是在１９７１年的４月。
在中央警卫处一次党委常委会上，“文革”后直接负责周总理警卫工作的政委杨德中，谈起发生在当月的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及影响，继而说：“尼克松最近放出风来，说他的女儿可以到中国来，又说他的老婆可以来，还说他可以自己来……当然，他也可能不来，但他要搭上这条线，要谈判。谈判，我们是有条件的。”
５月，我又听了周总理做的国际形势的报告，其中谈到如果美国从台湾撤走，承认一个中国，中美就可以建交。周总理还在报告中谈到了外宾接待的问题。６月２３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向中办有关人员做了三点传达：尼克松准备来华谈判；我方准备和他谈；如果谈的话将包括哪些内容。
其实在５月中旬，一封基辛格的密函，就几经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巴基斯坦外长、中国驻伊斯兰堡大使张彤间的辗转，送到周总理手中。密函说基辛格将于６月１５日后的某日到北京，“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接待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从６月末就悄悄地动起来了，经毛泽东同意，周总理亲自部署成立了对美工作领导班子，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负责，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等参加。
周总理还与外交部、民航总局领导议定，派一个“接客”小组，前往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接基辛格来华。
“接客”小组分两部分：领航组由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总队长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报务员王今亮；接待组有负责会谈事务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翻译唐闻生，负责日常生活安排的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４人。
领航组于７月２日，登上一架专机，秘密飞往拉瓦尔品第；又于７月６日，带准备运载基辛格的波音７０７飞机试航北京。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则先行进钓鱼台国宾馆，看有关基辛格的新闻纪录片和介绍美国国家情况的资料，做各种接待准备。
我用零散的纸张记上了只有我能看懂的片言／
５号楼内摆放的“红宝书”都被撤走了／
以总理名义宴请的菜谱，都由周总理亲自审定／
洛德用筷子和中国人一样熟练，因为他的夫人是华裔
周总理亲往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他情有独钟的、距北门不远的５号楼，作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所。“文革”以后，国家元首、兄弟党一把手级以外的重要外宾，也多数被安排在５号楼或６号楼。
外交部派出的接待班子，就设在了与之毗邻的４号楼。后来，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听取接待小组的汇报，与毛泽东主席进行联系都是在４号楼。周总理选择在４号楼办公，我个人考虑大概是出于方便工作。因为４号楼和５号楼的距离很近，他乘车到钓鱼台国宾馆与基辛格会谈，有什么需要在会谈前要交代的事，在４号楼先下车，到楼里交代完了之后，步行就可以到５号楼，走不了几步路；会谈结束有什么要商议的，也可立即步行到４号楼。而到距离稍远一点的楼，就还要多一道车辆调度和上上下下的麻烦。
为了确保基辛格一行的安全和秘密来访的消息不外泄，作为钓鱼台国宾馆警卫工作负责人的我，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对钓鱼台国宾馆院内的各哨卡，做了新的部署。
新的部署要求：北门除参加基辛格接待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通行。５号楼与６号楼之间的一座小桥，新添设哨位，与此次密谈无关的人员，不能通过小桥进入５号楼区域；区域内的人员，也不从此桥外出。
对５号楼内房间里的摆设和招待，周总理也都一一给予了指示。他对参与接待的负责干部说：我们欢迎人家来，就得要热情，否则就太不礼貌，但也不要强加于人。他要求接待人员脑子里要有一切言行举止，都要从有利于这次中美高级会晤气氛出发的意识。
接待负责干部对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和司机，均作了严格规定：严守秘密，保证安全，在执行任务期间不回家，不能往外面打电话，不准做记录。
也正是因为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养成了多年记日记习惯的我，记事本里的这几天是空白的。只是出于工作的安排和事后的总结，我用零散的纸张记上了只有我能看懂的片言。外交部接待组的人员，也被要求不准带小本子，领导布置的工作只能靠脑子记。
５号楼的部分房间，立即被组织人力粉刷一新。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也全换了新的，空调等设备也做了全面检查。基辛格房间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各种中外名酒和香烟等。当然，这些都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钓鱼台各楼内，都摆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接待人员也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把这些语录撤走了。然而出乎接待人员意料的是，后来住在这里的基辛格一行临走时，竟特意向我方提出想要《毛泽东选集》。
当时钓鱼台国宾馆各楼楼道和房间里陈设的工艺品，也染有很浓的“文化大革命”色彩，像墙上挂着的宣传画，以及有红卫兵形象的瓷塑等，这些也都被有鉴赏价值的文物、国画等取代了。楼内摆放的报刊杂志，也作了一番挑选。基辛格住的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