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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召唤。”
西方文化学者提出一个“抵抗的知识分子”的概念。
不同于葛兰西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地方，抵抗的知识分子来自并活跃在任何群体之中，而不限于工人阶级。他们反抗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令人窒闷的知识和实践，在被压迫情境中倡行改革性批评，并且力图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学的领导权。无论在学院内，还是在学院外，他们都在积极参与作为批评角色的各种项目，创建政治关系的新形式。他们非但不曾屈从于政治对学术的兼并，恰恰相反，而是将学术研究重新加以政治化。鉴于各学科专家的知识与公众领域的严重隔阂，他们努力创造一种能够变革社会的语言，进入大众空间，以合群的姿态反合群。
《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以两分法立论，从现代和后现代这样两种不同的处境和策略出发，把知识生产者分为立法者和阐释者两大类别。
借用这个隐喻，可以赋予另外的意义。立法者可以称为秩序主义者，是权力者的一部分，以知识和技术从事务实政治，谋求控制的有效性，通过献策和直接加盟，影响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阐释者永远是无权者，解构主义者，脱离命令性行为而强调相对自主的实践，从事的是务虚政治，惟以批判、对抗、不合作表达某种政治意向。正如《理念人》的作者科塞所说：“知识分子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积极批判者，作为一套观念的鼓动家，他们并不向往权力，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中心问题，然后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加影响。”
知识分子构成为“压力集团”而自处于权力中心之外。作为独特的存在，他们以强大的精神能量，体现社会对国家的制衡。
在1968年5月风暴中，巴黎学生高呼：“宁愿与萨特走向谬误，也不同阿隆共享真理。”在这里，萨特代表的是反政府的立场，自由思想的立场，勇于实践和承担的立场。
什么是真理？当它成为现实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真理性。
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也即反抗意识的表现，除了反对权力，就是反对群体，乃至反对自我。
萨义德指出，知识者常常昧于面对以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在危急的时刻尤其如此。他举越战为例，说当时要求团结一致支持国家，连辩论战争是否正当也被认为相当于叛国行为。他强调指出，即使遇到这种情况，知识分子仍须发言反对那种“合群性”，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在所不计的。
在纳粹德国，以海德格尔为首的大队的知识分子趋附于希特勒政权，也有一批宁可被处死，被驱逐，也不屈从于权力意志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被迫在帝国文学院或别的机构工作，他们默默地在内心深处流亡，却没有成为理性、人道、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叛徒。在苏俄时期，不少知识分子一样遭到流放，枪杀，送劳改营，但也一样留下了被此互相声援和救助的神话，留下了惨烈的小说和不屈的诗篇。
在中国文革，留下的是八个戏，一直传唱至今。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是现代文化历史的一大主题。
高尔基与十月革命，卢卡契与共产国际，鲁迅与左联，都在各自的文字中留下了由于冲突所致的斑驳的伤痕。
此后，好像很少有人拿起拨火棍，在野草，灰烬和沙砾中寻找过这条线索。
自我批判
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部分来看待，从主体不断分裂出客体，目的在于洞察自己和批判自己。他不会为自己争取豁免权，因为一旦获得这种特权，他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
萨义德说：“如果要维护基本的人类正义，对象就必须是每个人，而不只是选择性地适用于自己这一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认可的人。”
穆勒对于英国的民主自由发表了许多值得称颂的观念，却表示说所有这些不适用于印度。托克维尔批判了美国虐待原住民和黑奴的野蛮行径，却以维护国家尊严之名，为法国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实行绥靖之战开脱罪责。从纪德到索尔仁尼琴，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甚至身受迫害，却也仍然表示反犹主义的立场。
一面是圣徒，一面是魔鬼。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8）
西德剧作家马路丁·巴鲁扎说，他自己所以没有成为屠杀犹太人的凶手只是偶然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是有罪的。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怀曼说：“纳粹是杀人犯，但我们也都是被动的帮凶。”
英国思想家伯林说，他为迟迟获悉犹太人被杀的消息而感到内疚，虽然知道这不是他的过错。
人们竭力将自己的罪恶推向社会，有人则从人类的罪恶中发现自己。
鲁迅式的批判是著名的，鲁迅式的自我批判也是著名的。
他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这个学医出身的人，深知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生理与病理的联系，所以对待自我这个标本，他的解剖刀能够那么准确、干净地切除为一般知识者所珍爱的部分，却完整地保留了为他们所厌憎，所急欲割舍的东西。
所谓思想革新，是思想自身的逻辑运动，故不囿于社会运动而已。
精神战士追击他的目标至自己体内，人我因同一个战场而连结到一起。思想无边界。到处都有破坏，有复兴，有斗争的熊熊火光……
大学
西欧知识分子产生于中世纪城市大学，俄国知识分子则来源于近代村社。两个不同的根系，两种不同的形态。
大学体现了学术和社会的分工，致力于知识的学科化，系统化，体制化；它摹仿教会和政府的模式建构它的院系，保持教学、研究和行政秩序的稳定性，以体面的方式，维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联。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异之处，在于村社是另一种类型的大学，民间社会大学教会他们在正规大学的课堂上所无法获取的知识，旨在不断激发问题；围绕问题的提出或解决，使知识得以重新整合。这是一个特殊的训练过程。这种训练，完全打破了各类学科与院系确立的规则，从内到外构成了对权力的抵抗。
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这样说到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意识形态上由教会十分严格地实行监视，政治上则越来越被世俗教徒和教会人士的双重官僚机构所控制——这方面最重大的‘成果’是恰好在十三世纪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教皇专制——的社会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首先是‘有机的’的知识分子，教会与国家的忠实仆役。”知识分子的奴性，并不因专制政体的终结而消泯。只要存在着权力，就会以显在的或是潜隐的形式，实行对人的支配和奴役；而社会的各种组织，尤其是官办的，则力图培养适应和顺从权势的能力。其中，大学是带有示范性质的。
怀特海发现，16、17世纪的重要思想家都十分奇特地与大学不生什么关系。伊拉斯谟需要的是出版商，培根、赫维、笛卡尔、伽利略、莱布尼兹需要的是政治的庇护，胜过需要大学同行，这些同行中的多数都是反动的。当路德、笛卡尔、伽利略或莱布尼兹移居他处时，他们并非是要寻找更好的大学，而是要寻找更好的政府。所谓“更好”，就是不会对自己发问或发出警告，能够享有较多一点的出版自由的权利，而不致于随意地被塞进类似宗教裁判所一样的地方。
当然，他们首先也得有寻找的自由。
我们可以设想大学是悬浮在空中的楼群。它们的大门全都向上下方向敞开，从下面出来的是医生，律师，教师，以实用的职业服务于社会的新阶层；从上面出去的，则是宫廷需要的人才。情况似乎永远是广大下层受制于上层，而控制与受控制的两大话语系统，都可以由大学分别习得，惟反控制不能。所以说，大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大学发端于中世纪对神学的阐释。阐释——而非创造——的传统遗传至今，即使科学勃兴，也很难消除神的影子。
大学的主要职能在于生产合法化的知识和技术，具有一定的无倾向特性，即所谓中立性。但是由于社会环境，政治干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免从中产生对立的话语与实践。有阿隆，便有萨特。
像莫斯科大学，巴黎高师这样的学校，在大学中是罕见的，或者可以说是大学的异类。它们不是依靠大学的体制，相反是由知识分子的反体制的零散的抵抗与斗争，传递精神的薪火，而令世人瞩目。
许多知识分子对大学教育持反对态度，认为它具有惊人的保守倾向。
杜布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一书中，列举了若干例子。中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家的工作和医学研究，都是在大学的围墙外面进行的。
学者
赫尔岑对两类不同的学者做了比较，一种是迷失于专门主义的小集团中的学者，另一种以布鲁诺、伽利略为代表，是最先为初燃的理智之光所照亮的学者。
对于前一类学者，赫尔岑称之为“执掌观念的官吏”，“科学的官僚”，“科学的书吏、课长、收发员”，这样嘲讽道：他“甚至连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第一特征——社会性也丧失净尽，因为他见到民众就忸怩不安，胆战心惊；他不再熟悉活生生的语言；他在危险面前发抖，连衣服都不会穿了；他内心里总埋藏着一些可悲的、野蛮的东西。”世上的学者，大抵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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