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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音韵学方面的提问更加不可思议。”在反重审主义者看来，敢于在缺乏起码的职业资格的情况下干涉公共事务，的确是荒谬绝伦的。然而，左拉在法庭上回答法官时，竟坦然承认道：“我不懂法律，也不想懂法律！”在他那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比法律专业更高的事物。左拉在捍卫那些对神圣的传统、惯例、违反正义和理性的当权者进行质问和抗辩的集体行为的同时，也捍卫了自己超出于狭隘专业的观念王国的权利。
保罗·皮可纳说：“除非脱离纯粹正式的、统计式的教育的衡量标准，很清楚，现代社会生产的只是异化的、私人化的、以及非文化的专家大军，他们只在定义明确的狭窄领域里显得渊博。这种专业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关心整体问题的思想家不同，他们正在大量出现，以操作日益复杂的官僚的和工业的机器。而它的理性，在品格上是工具性的，因此只适于完成部分任务，而不能解决社会组织与政治方向中的根本问题。”
知识分子一旦被组织成为一个社会层级，并因这种被赋予的身份而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以后，他们的思维势必趋向于经院主义；惟其如此，才能满足自身对系统化的需要，以及集体组织对统一性的需要。
哈耶克认为，在社会研究中，专注于一个专业会造成特别有害的后果，不但会影响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而且可能有损于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能力。他就他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方面打比方，说：“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仅仅是经济学家，他即使算不上危险人物，也很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科塞对专业化倾向的批评更为猛烈，他在《理念人》中作了这样的断言：“如果让他们的远宗，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抢占了知识分子现有的职位，现代文化很可能会因僵化而消亡。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和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
萨义德解释说：“专业化意味着昧于建构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结果无法把知识和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联合，而只能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来看待。成为文学专家也常常意味着把历史、音乐或政治排除在外。此外，专业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所以，他认为，在今天所有对于知识分子的威胁中，对待专业的态度这一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的威胁是最大的威胁。
与专业化相对应的是业余性。
所谓业余性，是指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专业活动在内，仅仅来源于内心的热爱，而不是别人的奖赏和其他的利害关系；所以，他能够挣脱这一专业的束缚，而自觉接受众多的观念和价值。业余性意味着对公共空间——而不是由专家和职业人士所控制的有限空间——的自由选择，更大程度上保障了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性。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萨义德曾经作过“专业人和业余者”的专题讲座，认为身为社会中最富于思想和关怀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指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业余者。”
知识与生活
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特别提到学者的垄断问题，指出：“知识贵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批判那种脱离生活实际的纯理论倾向，认为“把科学抑留在行会当中最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建立在决非圈子以外的人所可接近的纯理论方面的研讨之上。”但是，他接着指出，“超越了理论抽象的现代科学却有着不同的要求，它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尊严，意欲离开自己的王座而走向生活。学者一定阻挡不了它，这是毫无疑义的。”
生活的目的何在？
赫尔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是在发现价值，而是在创造价值。生活的目的在于生活本身，超越生活的生活便失去了目的。在他看来，不具人格的目的，如生活的目的、自然的目的、事物本质的目的，都没有意义。
伯林评价说，赫尔岑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如此清楚地阐述过这个问题。
爱默生在题为《美国学者》的讲演中强调行动的教育，说：“行动正是思想的序言。”他嘲笑“书本知识阶级”试图在世界与灵魂之外建立某种“第三类秩序”，于是产生了各种藏书家、校勘家和狂热的注释学者，别人思想的鹦鹉学舌者。他强调指出，行动就是投入生活，说：“思想是一种机能，而生活则是这机能的执行者。河流总可以追溯到它的源头。伟大的灵魂不仅在思想上坚定不移，而且它敢于面对生活。”
关于知识社会，有许多种不同的划分范畴的方法。
韦伯以讲坛为界进行划分，办法是极简捷的。他说知识界有两大群体，有一群是由讲坛产生的，如教授、学者；还有一群是不涉足讲坛，甚至与讲坛相对抗的，如出版家、新闻记者和作家等。在他的思想中，大学与学问的一体性是不成问题的。他认识到，并且承认知识的体制化和官僚化的事实。
日本学者上山安敏在《神话与理性》一书中把韦伯同象征主义诗人乔治作为对立的两个文化圈的代表，分属于“大学人同盟”和“诗人同盟”。他认为，韦伯和乔治的学问观的对立，是通过知识和体制问题上的分歧反映出来的。在乔治的知识世界中，作为知识积累的学问是完全被排斥的，知识创造的根据是神秘主义的体验和直观。由此可以导出获取和运用知识的两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风格；总括起来，即学究主义与诗人作风。
尼采批评现代人重知识而轻人格，说每个人都“随身拖曳着一大堆不消化的知识石块”；尤其嘲笑学者，称之为“毫无感情的宦官”。他认为，人最重要的是学习生活，只有学习生活，人才是真正有文化的。他还提出，需要有一门“生活的卫生学”来监督学术，以“自然的治疗方法”，对我们常患的历史病症进行治疗。
勃莱的诗：“贫穷而能听听风声总是好的。”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1）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其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公共领域”一词的演变，从语源到思想史的意义作出相当明晰的描述。
“公共”一词，可以溯源到古希腊城邦，雅典广场及罗马法；它的真正含义，却与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密切相关。
“公共领域”最初包括公共权力领域和公众舆论领域，可是发展到了后来，作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终于分离开来，政府当局的受众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公众”、“公共”，在西欧各国政治词典中的释义，无一例外地与舆论和批判有关。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其实也就是公众舆论领域，通过公开批判而与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
18世纪竞争性的市场资本主义为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条件。革命氛围的酝酿，促进了书报的勃兴和阅读公众的形成；由于公众舆论的推动，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时得到很大的发展。在理想的民主国家，政府只是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以确保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但不能插手干预。但是，当国家和经济相互融合到一起以后，则开始对传媒进行控制，导致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18世纪以来，传媒的民主功能不断下降，公共舆论不再体现为理论话语的自由讨论，作为传媒操纵的结果，即“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了”；公众的文化消费代替了文化批判，“政治冷淡症”开始四处弥漫，喧哗的沉默笼盖一切。
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阶级范畴，在哈贝马斯那里，便有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平民公共领域之分。公共领域既存在于社会，也存在于政党、社团、协会，诸种组织的内部空间。在这一领域内，交织着意识形态活动与私人交往活动，前者使国家行为合法化，后者使自由和民主扩大化。
就公共领域本身而言，意味着提供一个民主环境，通过话语，而不是别的操纵性工具或所谓“批判的武器”进行运作。此即科恩的所谓“话语民主”。公共领域本来是一个自我生产、自我组织的过程，因此，自始至终本应保持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但是，事实上往往为国家所掌握，而使它有可能成为失去自身权力的竞技场。
由于受到政治、法律、经济、道德、文化包括传媒的种种参预，公共领域的结构在不断变化，但是基础机制必须是健全的。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传媒运作的空间，市民可以在此自由言议而不受干涉。如果个人和社会没有获得政治自由，即没有分享到集中到国家手中的政治决策权，更不能在机制方面对决策发挥影响，以致连作为公共辩论参与者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古语说是“莫谈国是”，那么，公共领域将不存在，或者可以说，公共领域根本不具备政治功能。
公共领域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个生活世界，两者互相影响。
在制度方面，一些理论家在相关的研究中引入“市民社会”的概念，并且指出，在这一社会中，为什么形成意见的协会会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哈贝马斯论述说，在东欧和中欧，由于市民的交往实践被置于秘密警察机器的控制之下，众多自愿者协会受到暴力的强行遏制，结果和平的市民运动所挟带的压力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