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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上山，梁山好汉设计之奸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统
治者。秦明、卢俊义所遭受的苦难决不亚于林冲、武松。对此，作者赤裸裸
写来，不加掩饰，也毫不以为非，视为当然；而且秦明、卢俊义等上梁山后
对梁山头领们设计的使他们倾家荡产的阴谋也毫无反感，似乎只要归顺了梁
山这个帮派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所谓的“聚
义”。这种缺少是非的观念，是文人士大夫很难接受的。
义气是义的俗名。义大约是中国古代伦理概念中最具歧义的。它作为伦
理概念大约出现在春秋之末、战国初。《论语》中就有“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和“见利思义”的训条。墨子、孟子之时把它正式作为伦理学范畴
使用。义可以解释为“宜”。宜为适宜、应该。那么什么是适宜或应该呢？
不同阶层和经历的人们会对它做出不同的解释。儒家把它与仁爱、忠恕、中
庸之道和克己复礼、推行仁政的社会主张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强调义利之辨
和“明于义不计其利”；而墨子则把义利打成一片，强调义就是利。游民生
活在社会底层，在肚子尚不能填饱、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在设
计建构自己的伦理范畴时怎么能舍弃利害而不讲求呢？因此，他们在谈到义
或义气时主要是讲对自己有利。这在《水浒传》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作者在
书中谈到义时简单明了，讲义气就是要提供金钱或物质上的帮助。“仗义”
就要“疏财”。宋江的绰号有两个，一是及时雨，这是指对他人在物质上的
帮助，这正是对他另一绰号呼保义的解释。梁山上的英雄都是慷慨大方、不
吝惜金钱的。最以义气闻名的宋江，走到哪里，钱就撒到哪里，仿佛是赵公
元帅。“仗义”帮助的不是一般平民，而是可能与自己结成群体的游民。书
中赞颂宋江、晁盖、柴进等人的“仗义疏财”，是指他们肯于救助“江湖上
的好汉”。至于鲁达救金翠莲、宋江资助唐牛儿的本钱、给卖药汤的王公点
帮助，是被视为自上而下的施舍。这是单方面的，至于讲义气则是双向的、
是有来有往的。宋江“耽血海似的干系”为晁盖等人通风报信，不是出自什
么共同的政治倾向，而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笔“投资”；晁盖、吴用等人也完
全理解这一点，当他们在梁山立稳脚跟之后，马上想到“早晚将些金银，可
使人亲到郓城走一遭”，以为回报。可见义气是游民们联系同伙、增加游民
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对抗社会的道德观念。因此，游民无论是结拜还是建立
秘密组织都要“义字当先”。倡导“聚义”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说是个危险的
信号，可惜现在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有的作家学者还在通过不同形式歌
颂义与义气。
注重眼前利益是游民的重要特征。他们长期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追求
财货、垂涎金银财宝似乎是他们本能的追求，而且毫不加以掩饰。这与士大
夫意识是根本不同的。不能说文人士大夫没有这方面的追求，但至少他们不
会在口头上表达出来。即使贪鄙如西晋的王衍也都会装出口不言钱、手不摸
钱的样子。《水浒传》中的好汉们上梁山的目的就是要“论秤分金银，整套
穿衣服”的。他们相信金钱的力量可以无坚不摧。晁盖、吴用等人都是抱着
“献金银”的入股思想去敲击梁山大门的。像鲁智深那样的顶天立地的汉子，
竟在朋友主持的桃花山上背着主人把“金银酒器都踏扁了，拴在包裹胸前的
度牒袋内”偷偷拿走，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中可以
举出许多。其他如赤裸裸地宣扬野蛮残酷，例如武松杀嫂、血溅鸳鸯楼、李
逵闹江州、李逵杀朱全哄的知府的可爱的孩子、宋江杀黄文炳、杨雄杀潘巧
云等事例，令今世读者惨不忍睹，而《水浒传》的作者却津津乐道，毫不以
为非。这些也是文人士大夫们很难认同的。特别是对于女人，《水浒传》与
《三国志演义》反映的观念极其落后。只有泯灭了男女差别的、比男人还男
人的女人才受到他们肯定，在梁山上才有座位。如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
二娘等，至于那些还有女性特征的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是浪荡的淫
妇，没有一个好东西，必须凌迟而后快；《三国志演义》刘备把“兄弟如手
足，妻子如衣服”挂在口头，兄弟不能丢，衣服可以随时更换（如同电影《摇
啊摇，摇到外婆桥》中黑社会老大所说的“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
事再大也是小事”一样），猎户刘安杀妻用其肉为落难的刘备烹制肴馔也受
到作者的表扬。封建社会虽然歧视妇女，但也没有把问题推到如此极端，这
恐怕在世界各种文化体系中也不多见。这些粗俗的思想情绪和意识形态，在
中国民间有着广泛的市场，在游民泛滥的时期，它的负面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清除它们是文化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在《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至今仍有广泛影
响的作品中是渗透着游民文化、游民意识的。因为这些仍属于封建文化体系，
所以王蒙称之为“前现代”的（见《读书》杂志1994 年所发表的《〈三国演
义〉里的前现代》）。其实，鲁迅先生也早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形象
地称之为“水浒气”、“三国气”（见《叶紫作〈丰收〉序》）。他说：“中
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
水浒气的缘故。”因此，我看到今日在新的传媒手段中制造出的《水浒传》
和《三国演义》的“火爆”，不由得为之而悲哀。
江湖社会——游民生活的空间
江湖本来是个地理名词，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它却具有了多重含义。有文
人士大夫的江湖，例如“人在江湖，心存魏阙”、“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是士大夫的在野的身分或他隐居的地方，与之相对的是朝廷、庙堂，是喧
嚣扰攘的市井红尘。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是安谧的、悠闲的、超脱了是非
功利的和充满了诗意的。另一种则是游民的生活空间，现今还流行在人们口
头的“走江湖”、“闯江湖”就是取的这个意思。这个江湖在一定意义上是
与朝廷庙堂对立的，是与市井红尘有一定联系、又使得市井之人感到特别神
秘的。它充满了艰难险阻、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明争暗斗。古代、特别是
相对太平时期涉足江湖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给平民百姓的影响是远远大
于它的人数的，这便是游民文化的力量。
游民文化、游民意识主要是通过通俗的文艺作品影响民众的。
鲁迅曾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
小说编出来的戏文。”（《马上支日记》）而这些通俗小说和通俗戏剧许多
是由游民或游民知识分子创造的，因此他们的思想意识就通过这个渠道播散
到民众中去。特别是民众在困难与斗争中需要思想与意志支持的时候，它们
便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宋代以后的农民起义、市民斗争、游民骚乱都可以
看到这类文学作品的影响。其例证是举不胜举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
年春季卷中的论文《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里便详细介绍了
通俗戏曲对义和团运动的巨大影响。文章中说：“也许没有任何一场农民运
动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在其自身的活动中存在着如此明显又随处可见的戏
曲映象。我们在义和团仪式活动、舆论宣传、行为举止、言语服饰中不时地
可以发现戏曲行当、念白、表演作派的影子。”其实远不止是义和团，自宋
代以后，随着通俗文学作品的普及，凡是有众多人参加的群体活动，就可以
看到通俗文学的影子。人们半真半假地排演着戏文，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
戏往往不像生活，而生活却有时很像戏。
至于游民则更是如此。他们不仅从通俗小说和戏文中获得历史知识人生
经验，而且，还从反映游民情绪与意识的通俗小说和戏文中受到反抗现存社
会秩序激情的鼓舞，以及学得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经验。通俗文学中带有
游民气质的英雄永远是他们模仿的榜样。特别是发迹变泰的英雄人物，游民
们对他们艳羡、崇拜异常，希望自己也能有一个体面的结局。程咬金、秦叔
保的故事为他们津津乐道，就是因为他们有与自己类似的苦难，通过奋斗、
最终又能出人头地，博个封妻荫子（这正像今日人们爱读《曼哈顿的中国女
人》的故事一样）。在组织化过程中，游民能从游民文化中吸取思想、获得
灵感，演出极其壮观的活剧。
游民组织中历时最久、波及最广、卷入人数最多的便是天地会。这里不
能详细介绍天地会的性质、建立过程与斗争经历。我们这里仅就天地会从通
俗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的启示作一些分析。朱琳《洪门志》中记录的入门的“三
把半香”诗，是在入会仪式上对新会众进行教育用的。其仪式是极富戏剧性
的：
二把香来仁义香，桃园结义刘关张。
弟兄徐州来失散，关公被困在土山。
曹操差来张文远，顺说关公降曹瞒。
上马金来下马银，美女十名解战袍。
后来修下辞曹表，去到古城会故交。
第三把香：
三把香来根本香，梁山结义有宋江。
聚齐一百零八将，不分男女摆战场。
河北收来卢俊义，外有兵来内有粮。
第三把半香：
半把香来威风香，瓦岗寨上逞豪强。
咬金有福为山主，假仁假义西魏王。
三十六人同结义，内有三人不投唐。
好个忠义王伯党，赤胆保主西魏王。
唐王斩了单雄信，秦琼哭回半把香。
要学桃园三结义，莫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