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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说这是一个哈的时代，哈日了还要哈韩，哈上了层次就哈佛了，你们丫的就撒着欢儿地哈吧，自以为领风气先，到最后吃屎都赶不上一泡热的。
……
一晃就是两年，子轩一直不来见我。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猜我也会是子轩的心病。
想想我当年也有过躲老爹气老爹的时候，真可谓轮回报应。我的逆反方式与子轩略有不同，我老爹当年老是喜欢给我念毛主席语录，我不想听，就从《资本论》里找理论武器与之争辩；子轩不来这一套，他内心坚持两个凡是：凡是老爸反对的就拥护，凡是老爸拥护的就反对。虽然不公开叫板，但是心里面拿劲。也许父子关系在根本上就带有敌对性质，想到当年在子轩大小的年纪我是如何想着法子气老爹，我也就把他的逆反行为想通了。他独自在社会上闯荡已经够他受了，我不想再耗他的心力。他没再找我要钱，也没找我寻求过帮助，这至少说明他还有男儿的骨气。我也不好帮他，因为我们之间玩的游戏是“一本道”，用老百姓的话说叫一条道走到黑。我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也希望他能活得欢蹦乱跳、无怨无悔。我只能看着他走下去了。对他我只能关注，默默地关注。
朋友圈的人也在关注，经常有人问起。有些朋友想帮他找工作，有些朋友知道他学过平面设计，手头有这方面的业务总是把电话打给我，让我找子轩。我可以找到他，但我从来没有去找过。我估计找去了他也不会买账，想必是他宁愿自讨苦吃，也不情愿生活在我的淫威之下。
也许是成人了，以往退学事件渐渐被人淡忘，但如我当年所料，媒体是不会忘的。果然，又有人来追踪采访，把我们重新搬上媒体。而且又是《中国青年报》发起的，采访我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吴苾雯。
起初我以为吴苾雯女士还是为退学的老话题而来，我有过疑惑，都是剩饭了，还有必要再热一回吗？另外，我不想再听到有人再问我“你成功吗”之类的问题，业余不入段的问题，实在懒得搭理。与吴苾雯见面不久，我就早早言明自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
吴女士是资深记者，又是作家，头回见面她送给了我一本新作《逃离大学》，我回去一翻觉得合口味便不忍释卷，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书中选择的众多案例都是个案，而且大多数是问题个案。但是一桩桩事件背后都隐藏着带有普遍性的教育危机，吴女士以小中见大的笔法从个案中揭露了一个又一个教育的怪现象。读罢我才知道她选择我作为采访对象出于对一些教育问题的长期思考。
我已经离开讲台多年，已经不习惯慢条斯理地叙事，也没有心情说事，只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采访过程显得很随意，在东四十条保利大厦的茶座里，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像熟人聊天一样漫不经心。在无头绪的漫谈中，吴女士敏锐地捕捉到了我的一句口语：我只养你到18岁。最后把它作为报道我们父与子之间生活故事的标题。谈话中，我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作为父亲，我愿意对孩子负起有限责任，但负不起无限责任。我对这个观点有着切身体会和长期思考，我跟他讲述了思考问题的起因和过程，没谈任何理论，全说的是亲身经历与感受。我说话的态度带着情绪色彩，显得执着。吴女士听得仔细，肯定认为道理就这么回事，她把这句话放在了文章的题头。
吴苾雯女士的采访报道发表在2002年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上，之后《中国青年报》又组织了两期有关18岁话题的讨论。这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参与讨论者众。这些年大学生找工作难，“学会生存”不再是学者们讨论的观念，每个人都在市场竞争的氛围中感受到了生存压力。狼已经来了。我想这也是《中国青年报》不惜版面展开讨论的用意。
我也留意到，《逃离大学》这样的好书，尽管还有名人杨东平作序力荐，也就销售了两万册。相形之下，《学习的革命》能卖到一千多万册，《哈佛女孩刘亦婷》也能卖到二百多万册。我问吴女士怎么看待这种社会怪现象，吴女士只摇头不答，大概是当记者的见得多了，懒得说。
我想说。
要我说这是一个哈的时代，哈日了还要哈韩，哈上了层次就哈佛了，你们丫的就撒着欢儿地哈吧，自以为领风气先，到最后吃屎都赶不上一泡热的。
2003年初，《读者》转载了《我只养你到18岁》这篇文章。我的一位老友建议我把《我只养你到18岁》写成书，他对我说，上了媒体，就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朋友们都清楚，外人怎么能知道？为什么不把你的经历和思想向公众表达清楚呢？再说，你有原创的生活经历又有那么独特的文字，不写太可惜了。
我也早有心想写，可又总觉得那是周老而不是老周干的事情。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充足的写作理由——我失业了。
第十章 多余的话第39节 家庭（1）
我想别的家庭的状况也大体相似。不离婚的理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了孩子！
孩子又是为了什么？孩子为了长成大人，长成大人后又是为了孩子。世代轮回，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似乎谁也逃脱不了这个怪圈。这个怪圈的名字叫“为了”。“为了”成了人生活的包袱、枷锁、圈套，也成了人逃避自由的口实。
有个问题是难以回避的，那就是我的家庭。家庭不可能对孩子的发展不产生影响，事实上，子轩受到的家庭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家长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他今天的生活。他不见我，也没有和他母亲一起过。我们家庭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到哪里去了？可能细心的读者早已察觉到子轩的母亲在故事中很少出场。为什么？因为我们事实上已经离婚了。我们至少已有五年没见过面，近两年连电话也没通过，我们没有办离婚手续，法律还在庄严地维护着那一纸毫无意义的结婚证书。
我们为什么会离婚，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因此我不想在本书中再节外生枝，再者，我也不想把个人的感情生活当做写作资源。离婚的背后总会带有一些个人恩怨，然而，毕竟拥有过美好。就当我自私，我宁愿把美好的回忆化做得意春风轻舟满帆上路。回避私人感情事件意味着我对对方人格及汉字的双重尊重，我不想用文字来排泻感情垃圾，更不想滋养以排泄物维生的屎壳郎。
但是，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对子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实有必要在本书中讨论，我想抛开个人的恩恩怨怨，对我之所以离婚的内外原因做些探讨。
从现象上说，我们在事实离婚之前处于分居状态，在分居状态之前双方都已经对家庭生活感到厌倦，醒来的时候都愿意在外面过，家成了徒有其表的宿舍。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应当鼓起勇气把这个家拆了，除非能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家庭生活中的恩恩怨怨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我想别的家庭的状况也大体相似。不离婚的理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了孩子！
孩子又是为了什么？孩子为了长成大人，长成大人后又是为了孩子。世代轮回，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似乎谁也逃脱不了这个怪圈。这个怪圈的名字叫“为了”。“为了”成了人生活的包袱、枷锁、圈套，也成了人逃避自由的口实。
我看到过无数文献上都在不厌其烦地讲述这样一个观点：离婚是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杀手。这个观点曾经吓唬住了我许多年。离婚之后，我留意了一些同类，发现有些单亲孩子确属问题儿童或问题少年，也亲眼见过不少的单亲孩子心理健康，甚至有的堪称心理健壮。尽管这部分人为少数，但是足以证伪离婚将导致儿童心理发展不良的论点。我怀疑持彼观点的论者都是些怕离婚的人，硬是拖出个孩子来给别人说事儿。
我的意思是，离婚并不会必然导致孩子心理不健康，对孩子影响更严重的是家长在孩子面前互相拆台。我认为家庭对孩子的最坏的影响是将个人恩怨寄托在孩子身上，让孩子从小就学着怨天尤人乃至仇恨。这是我永远也不能接受的一种情操，也是我最为鄙视的教育手段，因为它足以让一个家庭世代堕落不能自拔。这样的教育还不如不教育。事实上，越到家庭生活后期，我越是尽量避免制造这种负教育。虽然并不情愿对子轩放任自流，但是出于无奈只能如此。
我们曾经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们的家庭不和谐。我们的家庭在观念上是分裂的，两人有着对立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我向往卓尔不群的生活，对方希望小日子过得四平八稳；我崇尚精神富有，对方讲求物质生活实惠；我要有风险的自由，对方要有退路的自由；我对过程和问题充满兴趣，对方只看结果，她说我变了，我说她随环境一起变了……我不能说对方的价值观念就是错的，但我实难认同。
我们的共同点是态度强硬，甚至不愿意妥协。发生冲突后互不退让，针锋相对，在原则问题上谁都不愿意改变自己，以至于在家庭的最后阶段，矛盾发展到我们双方都感到对方跌份。还有别的选择吗？有，打架、装糊涂、组建地下家庭、不回家……对我来说，这些选择都不如离婚。我们似乎都在捍卫一种生存信念，也许我们都认为各自坚守的某种信念重于婚姻。
如果说我有什么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早下决心离婚。顺便说一句，希望广大的家庭战争爱好者们别闹了，到头来没一个赢家。没能力保和平的最好也别妥协，跟上我学吧！
我们的离婚没有仪式，但也算不辱斯文。我无意间在一本文化期刊上看到了朱学勤的一句话：不能相互欣赏，最好相互遗忘。
“在给我们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