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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宣传搞得很枯燥，青年人对其失掉兴趣。3、要对历史进行科学和客观的研究：必
须搞清历史，包括我国的现代史。4．如果我们希望新政策获得支持，就应当恢复对
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5．关于文学事业：文学和创作界中宗派主义的泛滥；对过去
的美化。需要支持那些立场分明的人。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应当与新任务配合一致。
6．不应当拿美国武器吓唬苏联人民。”
同尤·鲍·哈里顿院士的谈话：“1．关于进行以核灌注方法获取激光的实验。
2，关于电磁辐射的研究，这种辐射对导弹控制系统可能发生的影响。3．关于用高
速运转计算机紧急装备中央的问题。”
即使这部分笔记也可说明，当时我面前真是问题成堆。我已经开始担心全盘政
策的制定会被挤到次要地位，而总书记不得不昼夜听取汇报并作出具体行动决定：
谁来修地铁，如何实现区域土壤改良，何处购置计算机，诸如此类。同时还必须刻
不容缓地着手制定足以防止国家滑向危机并为它开辟光明前景的规划。
苏共二十七大
1985～1986年之交，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反复思考其“最高任务”。三四月间所取得的突破以及紧随其后在国内外政策中所
采取的一些步骤，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我在全国各地的巡行、同华沙条约领导人
的多次会见、出访法国、同里根和其他外国领袖的谈判，在日程表上增加了许多新
的任务。1986年元月，我们公布了2000年前的裁军纲要。现在需要系统地阐述和加
强改革的政治方针，具体说明实际工作的方向。自然还要通过新的党纲；其草拟工
作于10月份完成，经中央全会审查后已公布讨论。
按照惯例，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都要作总结报告。这次却决定称之为政治报告。
这样就能够摆脱对所做工作进行老一套的分析，集中阐述战略性质的各种问题。
将近12月底时报告需要的材料已准备停当，于是新年前夕我动身去皮聪达休假。
当此之时，寒冷而有风浪的大海自有其凛若冰霜的美。阵阵海浪轰鸣着撞击礁石，
浪花飞溅，泡沫翻腾。空气中饱含负离子，仿佛伸手即可触及、重量足以感知，吸
上一口，如饮提神醒脑的鸡尾美酒。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起来可谓惬意之极。
新年刚过，我立即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瓦利里·博尔金请到皮聪达来。
他们带来了我请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提供的问题分析，作为工作小组原有材料的补充。
在矗立于海岸边的一栋小楼里，我反复阅读、仔细斟酌，全面考虑了报告中所有的
论点，初步尝试着作出新的评价和结论。
报告中关于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的结论，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正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如果承认了这一结论的
正确性，就不能不同时承认将世界分割为相互对立的集团是何等地荒谬。于是，报
告中就出现了下列一些记述：“全面对抗、军事对峙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不
仅核战争本身，而且对这样的战争的准备，亦即军备竞赛和争取军事优势，客观上
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胜利。”赢得“军备竞赛，正如打赢核战争本身一样，
已经绝无可能”，“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系统”，必须走合作之路。
而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障任务便是一个政治任务，因而也只能使用政治手段才
能完成”。
社会改造与实现四月全会所采取的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密不可分。并
不是说要来一次革命，而是说要改善这个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有这种可能。人们是
如此思念自由，所以就想：只要给社会输输氧，它就会振作起来的。对自由本身的
阐释较为宽泛，其中包括名副其实地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将土地交还农民、将工厂交
还工人，给企业经营以活动余地，改变投资和结构政策，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各部门。
人们逐渐认清了（尽管这种思想的表述还不太具体）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即发展人民
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经历四月转折将近一年之后，我们发现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而许多
人仍将这一政策视作昙花一现的例行运动。极需排除诸如此类的怀疑，使人们坚信
已经采取的方针的必要性。这样报告中就出现了公开性这一话题。“没有公开性就
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公开性中央需
要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加需要。”如今这类“赌咒
发誓”的说法已被视作近乎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是崭新的政治观点，在激发社会
舆论和人们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公开性即便在目前也仍然有着
不小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对党在社会改革环境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
了一些论点，它们后来在1987年一月全会、特别是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党实行政治领导，决定总的发展前景……至于解决具体的经济
和社会文化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就应当赋予每个主管机关、劳动集体和管理干部
广泛选择的自由。”“党要坚决反对将党委的功能与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混淆起
来。”当然，当时谁也不认为这些论断是对政治改革的召唤，但它们客观上正是起
了这样的作用。
将近元月中旬时我将报告初稿提交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意识形
态陈规老套的威力是多么强大。就连我所提拔的一些领导成员，就许多品质而言似
乎都应当属于改革派，但在提到某些意识形态公式的时候，不消说修改了，仅仅是
表达得明确一些而已，这时就连他们也都表现得极其胆怯，争先恐后地急于显示自
己的正统。
千万别堕人异端邪说，“千万别惹出乱子”，这就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所持的
念头。他们声称支持新事物，但许多人的意识形态制动器却经常开着。
报告初稿讨论完毕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扎维多沃。一天之后梅
德维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也来到那里，开始了报告的收尾阶段的工作。所提
出的各种问题全都保留了下来，而结构、材料说明等则作了重大的变动。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实际上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倾听并参与了我们的辩论。这时候才发现，
她的社会学研究经验、同高等学校青年打的交道、以至普通的生活常识、女性的直
觉，全都很有用处。可以说她使我们感到惭愧，因为报告中有关家庭和妇女的社会
地位问题显得敷衍应付，是她提示我们怎样处理这个话题更适合些、更放得开些。
的确，我们国家一直高喊口号，说妇女已经取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能够参加国家
的管理，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仅不如西方国家，连东方国家也赶不上。很抱
歉，我当政时领导层中也没有妇女。叶利钦掌权时也不见她们的踪影。
报告快写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它与新稿苏共纲领（苏共纲领各方面都平淡无
奇）之间在主导思想、分析的深度、论证新的政策方针的准确性方面，都有很大的
差距。只好匆匆进行修改，哪怕仅仅消除两个文件之间最为明显的分歧也好。这些
修改意见已在1986年2月17日的党纲起草小组会议上建议予以采纳。次日，中央全会
即批准了政治报告、新稿苏共纲领和章程的草案以及关于未来数年间苏联经济与社
会发展基本方向的报告。
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2月25日）是不经意地选定的，但是（别具象征意味！）
它正好与二十大30周年纪念日相吻合。我觉得代表们都很赞成这个报告，可是讨论
中历史的惯性占了优势。地方上来的代表，包括一开始就发过言的库纳耶夫和谢尔
比茨基，又离开正题作起了琐碎的自我总结，自然也少不了对总书记颂扬一番，尽
管歌功颂德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列夫·库利贾诺夫和爱华德·谢瓦尔
德纳泽的发言中又响起这种调子时，我便插话请求他们“降低热度”，“不要老提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了”。大会的反应出人意料。看似一件十足的小事，却
正好反映了民心：当即响起了代表们友好的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讨论开始有了更
多的实质性内容，大体上具有开始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的特征。
部分代表尖锐地批评了国内状况，提出党的前任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带有这种
倾向的发言者中数叶利钦最为突出。其他人则以肯定的态度强调前几代人的所作所
为，要求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葛罗米柯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表达了这一心情。
但这些不同的立场在大会上并未发生公开的冲突。
我认为当时代表中大多是我去全国各地与人们接触中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态。他
们大致都是这样考虑的：“看看结果如何再说吧。”有人告诉我，意大利共产党领
导人之一让·卡尔洛·帕叶塔，一个目光敏锐、说话尖刻的人，曾不无幽默地指出：
“我有个印象，贵党似乎有三位总书记。一位呢，是那个称赞新稿苏共纲领的
人。这是一份完全充斥着以往观点的文献。另一个呢，就是那个做报告的人；这个
报告里已经有了一些针对改革的新颖的思想。最后呢，第三位总书记审查校订关于
那份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里有着相当多的新东西，尽管其中有些地方也会碰到伊
索寓言式的话语，有的地方则对深入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这番议论显示了批评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从习惯的概念出发的，似乎总书记
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