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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医师的社会丹方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的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郎此时微近中年（四十六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夫？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嗣徇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四月出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郎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难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项羽霸王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四月中离汉赴沪；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二十七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六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有以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覆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有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的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弦断无人听，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笔者附注：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夫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一九六六年台湾版‘国父全书’页四九六；及其他随行者，如汪、胡、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开出他颇为自信的，药到病除、着手成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期，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中山不用说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在他底启蒙之后，其后半个世纪，氾滥成灾的‘左倾幼稚帛不知牺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宝贵生命。笔者曾撰有专文试论之，我国自卒亥以来，国共两党以次，几无一革命政党而非社会主义之政党也。在他们底排山倒海的影响之下，有血性、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笔者自己在内），几乎无一而非社会主义青年也。他们对所谓‘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说也到杀身成仁的境界。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说三民主义是他‘发明’的。那是出于一个革命家坚决的自信心。但在不疑处有疑的历史家看来，则民族（马志尼、俾斯麦）、民权（杰弗逊、卢梭）、民生（亨利佐治）都只是那时西方的新潮思想，其来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发明；但是中山则有其启蒙和振聋发聩之功也。）但是又有谁能逆料，搞国家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搞出些纳粹和希特勒来；搞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必然会搞出些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来？偷鸡不着蚀把米，使千万烈士鲜血白流，亿万暴政受害人，枉死沟壑。近百年来的世界和中国历史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为祸之烈，有时且有甚于资本主义。老革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竟至瞠目结舌，悔恨交加。中国共产主义之父的陈独秀教授，为此赔上了两个儿子宝贵而无辜的生命；自己临死之前也开始忏悔，胡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运，是他死得其时。这位伟大而倔强的国医，若是当年身不死，坚决实行他所发明的主义，他在历史上的后果若何？吾为孙逸仙医师捏把汗也。
革命幸未成功。留守终被裁撤
吾人于八十六年之后（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八十六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视看蒋、毛二公各搞数十年的下场，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断言’也。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有个悲剧的结局，虽然历史还是在继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向前迈进；绝不停顿，更不会回头。胡适说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仟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叹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运，正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国父大人生如有幸，大得其意，像毛大导师那样，能在‘天安门上，吐气成霞’，他老人家，可能也就不是中华民国的华盛顿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山啊，中山，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啊？
话说回头，在民国元年六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六月十四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目前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三十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笔者以前在课堂中；每说毛泽东为赵匡胤以后之第二人。谁知说得太早，毛晚年之大杀功臣，实远甚于前朝。）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老袁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