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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６－１９３６年 “一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３０元。
又，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和内地高出大约15…20 ％，一般说来，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也就是说，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在北京（北平）的银圆要比上海、广州更值钱一些。这在上述北京（北平）、华北天津、上海、华南广州等城市的“物价指数”统计表和“银圆购买力”的数据表中，也有所反映和验证。
（1999年初稿，2002年7月修订于上海…北京）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后记
后记
20世纪的行将结束，对我来说具有一种强烈要求“算清旧帐”的紧迫感。本来，地球运转到某一点的坐标只是相对的，在时空关系上并无绝对意义；但按照惯例，“年关”则是特殊的“结帐、还债”的期限。何况这是“千载一逢”的大年关。
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中，我欠的文债可谓多矣！特别愧对五四以来的先师长辈，他们于我恩重、情深，而我何以为报？
80年代以来，我探讨现代文化人和知识阶层的发展史，除了撰写访谈记回忆录、并作惯行的文本分析以外，我还从两个特别的角度切入：
一是从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发掘他们各自的个性、人格特征及其心路演化过程；
二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证他们在各阶段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背景，也就是统计归纳、比较分析“金钱收支和生活费用”的实际情况。
这两个切入点，特别是后一切入点，在社会实践中人们无不承认它的重要性，而在文化理论中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
197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80周年的时候，先师宗白华、王了一、华罗庚、周培源、王竹溪等，在交谈中都勉励我着手开发这两项工程，并且提供了大量的线索，指导以科学的方法。但此后10年我在中关村的精力主要化费在“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科研和教学任务上，只在业余断断续续对“现代知识阶层发展史”作一些收集整理资料的前期工作。直到198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刻，我遇到一场大灾、生了一场大病，有段期间几乎失去了写作和说话的能力；当许多人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却能得到几年的静默机会沉思回想、并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和准备。塞翁失马、新丰折臂，安知祸福！接着几年的养病康复中，在原有基础上写得一些文稿。但自己还是觉得缺乏把握。
梁启超确诊中国学术界的几个痼疾顽症——
（一）笼统：用语笼统含混、往往产生歧义；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空论。
（二）武断：没有核实充分的根据、缺乏逻辑严密的理由，举几个例子就下判断，随意发挥就做结论。
（三）虚伪：一方面，隐匿真相、曲解事实、杜撰伪证；另一方面，思想内容本无新意，却偏要故弄玄虚。
（四）因袭：缺乏辩证批评的能力，失去独立思考的精神，遵循权威话语，沿袭他人见解；甚至“代圣人立言”，东拼西凑，人云亦云。
我在写作过程中，非常注意克服这些遗传的痼疾顽症。也希望读者们多加针砭、斧正。
本书是第一部探讨“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著述，试图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至于所开辟的是险道还是坦途、是绝境还是生机，那只有让社会实践来检验、让历史发展来评判了。
我在这里谨向周有光先生、牛汉先生、邵燕祥先生、朱正先生致谢，他们阅读了本书的一些主要部分，并且提供了具体的帮助、或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让我能匡正错误、开拓思路、调整结构、增补论据。我还要感激百花出版社高为先生，他主动地向我约定书稿，并促成此书的印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必须向我的爱人赵青表达感恩和负疚之情。多年来她的热心鼓舞和全力支持，是我写作灵感的一大源泉。但在她腿伤治疗和休养期间，我因埋头在电脑前打字或整理资料，而有时竟然忽略了对她的照顾。我的这些疏忽，她都能善良地体贴谅解，更使得我怀惭抱愧，于心不安。
所以这本著作是献给她的。
陈明远
1999年12月12日
于北京丝竹园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修订再版附记
修订再版附记
正如朋友们所评：这是一本跨世纪的书。
新的世纪展开了新的气象，也带来了新的希望。从本书出版之日起，一直酝酿着修订再版。四年来，广大读者对我鼓励并提出许多具体的意见，指点不足之处以供纠错；朋友们帮助我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修正了一些推理和论述；我也不断发现本书的缺陷试图弥补。今天，电脑屏幕上的修订稿打印出最后一页。我终于能喘一口气了。
百年前的变法维新，是我国现代化历史的转折点。这不仅表现在兴办实业、筑路开矿、引进机器、电力、银行、邮电、铁道等等物质文明，而且表现在彻底革新学校教育、编印图书报刊、改良游艺场所，引进民主、自由、科学、人权等等精神文明。从而诞生了具有新人格、新思想的一批又一批文化人。
经济权是跟精神文明、教育事业、独立人格紧密相关的。本书将书名恢复为原来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在《文汇报》和《社会科学论坛》连载时的专栏标题），这样更确切地表明：对于经济生活、社会经济状况的自觉反思和研究，提出并实践力争经济权的主张，乃属于文化人启蒙使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启蒙”与“救亡”成为我国新时代两大主旋律。然而“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如何？至今没有得出深刻的共识。
过去有学者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又有学者补充为“革命压倒启蒙”。我经过多年的探讨，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妥帖，难以苟同。
我们应该用史料、用实证来说话，而不能只靠感觉、感想、联想来说话。
事实表明：在“救亡”尤其是抗日救亡的艰苦奋斗过程中，我国进步的文化人不仅没有中断“启蒙”，而是以更强的力度推进了“启蒙”。抗战期间，民主运动在大后方得到空前的发展，反专制独裁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得到广泛的支持，作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复旦光华等高等院校挺然屹立，作为民主斗士的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等革命先烈前仆后继，作为民主喉舌的《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观察》等持续印行，作为民主理论的许多著作不断发表，作为民主文艺的歌咏、戏剧活动繁荣昌盛……这一系列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救亡”不仅没有“压倒启蒙”，正相反地“救亡（不做亡国奴）保护了启蒙”、“启蒙（不做愚民）促进了救亡”。救亡的实质就是反抗并击退帝国主义的奴役，启蒙的实质就是反抗并击退思想文化专制的奴役；救亡落实到行动就是力争民族解放、维护国家主权，启蒙落实到行动就是力争个性解放、维护自由人权。新文化启蒙运动以及救亡运动都是思想解放运动，主张国家独立和人格独立的一致、民族自由和个性自由的一致。“启蒙”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启蒙之敌是专制、暴政、愚昧、迷信。而真正的“救亡”更需要民主与科学的支援、并保护民主与科学的园地。所以，启蒙思想就是爱国爱民的思想，就是“人本位”的思想，跟救亡的目标是一致的，没有什么“谁压倒谁”的根本冲突。
历史作证：“启蒙”与“救亡”之间的积极互动，唤起民众、深入人心，开拓了大后方的现代产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成为抗战时期支撑我国独立国格和独立人格不致沦丧、中华民族免于亡国奴噩运的根本力量。我国五四以来的启蒙（民主与科学）运动是被野蛮的暴力摧残的，是被愚民的独裁摧残的，是被腐败的国民党一党专制摧残的，最终是被“史无前例”的十年法西斯浩劫断送的。野蛮的暴力、愚民的独裁、腐败的专制乃是反民主、反科学的刽子手。我们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决不应该以感想代替实证，决不应该把扼杀“启蒙”的元凶推到“救亡”身上去。
什么叫“启蒙”？就是开启民智的思想革命运动。启蒙与革命本来也是一致的、相互促进的。只有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则是愚民政策（反启蒙）到极端的思想统一（反解放）运动，是“整人”特别整文化人、革文化的命，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倒退。所以不应说“革命压倒启蒙”，而是法西斯思想专制扼住了启蒙的咽喉乃至生命。
“启蒙”即“思想文化革命”的原动力在于人，其中数量虽少、能量巨大的一部分乃是进步的文化人。人的经济生活构成了启蒙与思想文化革命的物质基础，像鲁迅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那样的“中产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群体，构成了启蒙与思想文化革命的中坚力量。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对于我们祖辈、父辈的讲演，将永远回荡在后人耳畔，铭刻在后人脑中 ——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韵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引自《鲁迅全集》第一卷161页）
曾任北京大学文科讲师的鲁迅，在70年前离开北大时痛心地感叹：“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但我们要扪心自问：那究竟是谁的罪过？怎样造成的罪过？又如何赎回，如何立功立德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