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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那段日子，我跟他一起生活了大概八九个月，他跟我谈了很多很多，从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对我家庭生活的关心。
他反复通读了马恩列斯的著作后，又反思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实践，对自己充满自信。他说，过去我只是有实践经验，现在我又有了理论。又有理论，又有经验，将来无论再遇到什么事，我都不怕了。
他总结他有关经济工作的实践，说他的经济管理经验完全是从实际工作中，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积累起来的。他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经济政策的。从江西苏区开始到陕甘宁边区，到建立东北根据地，到全国解放，地域逐渐扩大，人口也逐渐增多，经济结构也逐渐复杂。他一直没有间断地搞经济工作，经验积累从简单到复杂，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全面。
他跟我们反复说过，全国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都在他肩上，这个担子非常重，责任非常重大，作为主管经济的他一定要让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稳步前进，要一年更比一年好。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觉得共产党好，觉得共产党真是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他说，我管理经济的经验主要是从实践中来的，是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发展起来、丰富起来的。
有一次，父亲和我讨论一个和汇率有关的问题，我们争论来争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也没搞清楚。我记得回到北京后，父亲特地把当时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叫到家里请教这个问题。副行长给父亲讲得非常清楚，父亲听明白了以后，又告诉了我。
父亲还提到香港问题，因为他一直主管全国经济工作，他很清楚香港在我国贸易中占有怎样的位置。解放初期，中国主要靠出口少量的农产品、工艺品换取外汇，购买国家急需的机械设备和药品，而香港在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说，即便是到了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也要保留它的位置，不改变它的性质，因为中国需要外汇，中国需要和国际上进行经济交流。我那时还不知道，父亲早在1938年就安排人到香港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开始利用香港进行国际贸易，为根据地解决一些药品和收发报设备，办事处就是华润公司的前身。
在江西那段时间，陈云已经在思考“文革”结束后，中国应该怎么搞，谁来主持工作这样一些大问题。他对女儿说：小平同志从能力上，从健康条件上，从经验上都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将来还可以出来为国家做事情。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国家机密怎么可以在家里讲
大概是1962年或1963年的时候，父亲主管国家经济工作，为了回笼货币，国家实行了高价商品，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高级糖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妈妈买了一床毛巾被，就是高价商品，买完以后还挺高兴的。等到第二天报纸登出来，因为我国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从今天起，所有的商品都降为平价。我母亲就有点抱怨他，怎么不说一声。爸爸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在江西的时候，正好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我们最初并不知道北京究竟出些什么事。国庆节前，听说北京不游行了，但不知道是为什么。10月份以后，这个事情开始从中央向地方逐级传达。有一天，父亲得到通知，到省里听传达文件，就是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他走后我就一直担心，怕他回不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下午去的，天快黑了还没回来，我在路口上看了好多次。他回来后，我就急着问，都说了些什么？爸爸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个事情会传达，但是要等到文件规定传达到你这一级的时候，我才能跟你讲。”这之后我又催问了好几次，他说还不可以，没到时间。我记得我还抱怨过，我说人家的爸爸都跟孩子讲好多事。他说我就不可以，我不是那样的人。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如果被敌人抓住了怎么办
有一天，在与父亲聊到“文革”期间，很多“叛徒”被揪出来的事，我问父亲，要是被敌人抓起来，先假装投降，然后出来还继续为党工作，可不可以？父亲马上非常严肃地站起来跟我讲，绝对不可以自己随便就这么做，一定要得到党的批准才可以。他说，过去确实有过这么一次特殊情况，薄一波等61位同志被国民党抓进监狱里去了，当时，党确实非常需要干部出来领导各个地区的工作，就开过一次专门的会议，同意他们集体自首，由党来安排他们的工作。这是经过党中央讨论决定，正式批准，有文件依据的。他非常严肃认真地告诉我，可能怕我真的出现这个问题。
父亲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几乎每个干部调动都由他去谈话。他说只要跟这个人谈三分钟，就大概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有什么特点，适合搞什么工作。
父亲从来不会把国家机密随便向孩子们透露，或者把这些事情作为聊天的资料来跟我们讲。他不允许我们随便到他房间，尤其是文件摆着的时候。他说，国家的机密你们不能知道，不该问的就不能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能知道，不该看的就不许看。
记得上小学以前，父亲很严肃地把我叫到办公室，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样跟我谈话。因为我没上过幼儿园，一直在家里，大概比较自由散漫吧。他就说，你马上就要上学了，上学跟在家里不一样，那是个集体，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20世纪50年代父亲穿的衣服，一年到头都是布衣布鞋。1952年他到苏联去，按照国家规定给他订做了一套深蓝色的毛料中山服，1954年他出国到越南去，又订做了一套毛料的中山服，他把这两套中山服当成礼服了，平时不穿，节假日或接见外宾的时候才穿。后来料子衣服穿得时间长了，胳膊底下、膝盖底下都磨破了，妈妈就同工作人员商量，是不是给父亲再做一套毛料的中山服。工作人员请示父亲，父亲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不要做新的。工作人员只好利用父亲出差到上海的机会，把衣服带到上海去，请上海洗染店的老师傅给父亲补一下。
父亲以前是和全家一块儿吃饭的。后来因为他肠胃不好，改为自己一个人吃饭。他的饮食习惯很独特，定时定量，他一个星期的菜谱就是全年的菜谱，春节也不变。他饭量不小，但吃得很简单。早上不喝牛奶，而是一杯豆浆，两片面包，一袋果酱，一碗稀饭，六颗花生米。中饭一个荤菜一个素菜，晚饭青菜豆腐常年不变，而且油很少。他从来没有吃过燕窝、鱼翅、海参什么的，也没有吃过补养的人参。他就吃土人参，这是妈妈建议他吃的：每天最少两个胡萝卜，吃前蒸一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有两部车，一部吉姆，一部吉斯，这都是当时苏联产的，他规定家属不能用他的车，母亲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她当时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有时候还得到香山去，早出晚归，早上她就带着饭盒，骑上自行车去上班。
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脱离群众，他经常讲民以食为天，他是处处从国家的发展，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考虑问题的。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一段时间市面上女同志的发卡都买不到。父亲知道了，他说这怎么行，多少万群众，连女同志两个发卡都买不到。他就说，拨出一部分钢材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群众要骂娘的。
1961年，父亲在杭州开会时，亲自给商业部长姚依林打电话，说今年发给老百姓的布票绝对不能比1960年少。姚依林说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意见办。
那时候发布票，一年就几尺布。20世纪60年代人们穿的都是棉袜子，不结实。父亲听说可以用尼龙丝织袜子，就亲自给纺织工业部和外贸部打电话，说你们赶快研究尼龙丝，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穿袜子问题。他说你别看这些东西小，它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要是供应断档了，供应不及时，老百姓买不到，那就是大事。
他亲自给冶金部部长打电话，说你一定要调质量好的钢材给轻工部，用它生产质量好的针。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你没上班就要退回工资去
1971年9月，我去江西照顾父亲的时候，他就说过，你来照顾我，不能拿工资，你将来要把工资退还给公家。国家发给你工资是让你给国家做事，这段时间你没给国家做事，就不应该拿工资。所以，当我1972年回到物理所的时候，就把这一段时间的工资都退还给物理所，物理所财务处还给我开了一个收据。
有一个叫张廷春的警卫员，在东北期间就跟着父亲，一直到解放初期才离开。因为那一批人年纪都大了，应该有自己的归宿了。离开前他问父亲有什么要告诫他的。父亲说，无论你到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就是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记住这一条，你就不会犯错误。父亲告诉我，张延春一直牢记父亲的忠告，而且非常感激父亲。
父亲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他很爱我们，经常跟我们说说笑话，关心一些生活中的琐事，表现出父亲对孩子的深沉的爱。“文革”中，我母亲因为贴了江青的大字报，被下放到湖南的干校。我弟弟清华毕业以后分到湖南电池厂，小妹妹在军校毕业以后被分到西藏军区，在那里做卫生员。一家七口人，被分得七零八落。大妹妹被分到北京怀柔做老师，还算是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