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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是“明人伦”，“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故“有国者之于学”，“不可一日而忽。”（《全集》卷9《袁州学记》）不仅如此，他还亲身执教，带头示范，在主持岳麓书院期间，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张栻为人“表里之同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重”（《宋史本传》）。他正直无私，每遇君臣问对时，不投人主之所好，不视君主之脸色行事，敢于“犯颜直谏”。据《宋史》记载：
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孝宗又言：“难得办事之臣”。栻对：‘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从上面问对之中，可以看出张栻就是犯颜直谏之人，他公然敢于同皇帝顶嘴，大胆说出自己与那个具有无尚权威的人的不同意见。在多次问对中，孝宗为他的忠义所惑动，还赐手书进行褒奖。甚至在临终前，还写了奏疏劝说孝宗“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团丕图。”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忠义形象受到了世人的传诵。宋宁宗嘉定年间追赐谥宣，理宗淳祐初再下诏从祀孔庙以示表彰。
二、以古圣贤自期 上承二程学统
张栻出生于一个忠义之风十分浓厚的家庭，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薰陶，“自其幼壮不出家庭而因以得夫忠孝之传”（《南轩文集序》）28岁以前，没有做官，一直在家读书，接受圣贤之教。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宏为师。胡宏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全祖望对此人在儒学上的造诣十分推崇，认为“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之下，张栻所受教益匪浅。关于师事胡宏一事，张栻有如下记载：
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己之岁（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即公元1161年）方获拜之于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国）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自在言语之外者。然仅得一再见耳，而先生没。自尔以来，仆亦困于忧患，幸存视息于先庐，细绎旧简，反之吾身，寝识义理之所存，……如是有五载……。（《南轩全集》卷26，《答陈平甫》）
在上面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张栻在师事胡宏之前，就非常佩眼他，并且经常用书信方式向胡宏请教。正式拜师之后，得到了老师的言传身教。可惜第二年胡宏就去逝了，故谓“仅得一再见矣。”永别之情，形于言表。然而自此以后，他谨遵其师之遗教，以老师为榜样，“反之吾身”，渐渐积识义理之所存。说明他在学问和道理上的成就，基本上得益于胡宏。
对张栻在胡宏门下的受业情况，朱熹也有记载，他说：“（栻）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既长又命往从胡公仁仲先生问河南程氏学，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奋励，直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视省，以自警策”（《朱文公全集》卷89）o在这里，朱熹既证实了张栻拜胡宏为师的事实，又指出了他在那里求学情况，并且说明了张栻之学上承二程文遗绪，又得到胡宏之传授，而他自己也作了《希颜录》，以古圣贤自期，这为他成就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大师，具备了坚实可靠的条件。张栻在叙述其师的学术渊博时说：“先生自幼志于大道，尝见杨中立（二程高足杨时）。先生于京师，又以侯师圣（二程弟子）于荆门，而卒于传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国）之学，优游南山下二十载”（《全集》卷十四）。胡安国虽非二程嫡传，但他服膺于二程，曾多次声称其学得之于“伊川书”，又与二程之高足谢良佐、杨时交游切磋，因而接受了二程的学统；胡宏是他的儿子，又从其父接受了二程学统，然后传给张栻。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说：“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从谢杨游，三先生以求学统而其言日三先生又兼师友，然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又说：“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所以从根本上讲，张栻之学上承二程统绪是毫无疑问的。
张栻的著作经朱熹审定的有《南轩文集》44卷刊行于世；还有《论语解》10卷，《孟子说》7卷。清康熙年间由无锡华希闵重刊，道光年间又由陈仲详将《南轩文集》和《论语解》、《孟子说》合刊为《张雨轩公全集》或称《南轩全集》。
三、发挥程氏理学 阐述天人精蕴
人们历来认为，朱熹继承二程理学，并使之发展成为更加丰富更加完备的思想体系，从而集其大成，事实的确如此。然而，从朱熹和张栻的学术交往来看，他们是互相促进的。《宋史·道学传序》指出。“张栻之学，亦出于程氏，既见朱熹，相与，约，又大进焉。”另一方面，朱熹对张栻也很敬服，他认为张栻对他“多有启益”，并且说：“使敬夫而不死，则其学之所至，言之所及，又岂予之所以得而知哉！”（《南轩文集序》）。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58《南轩学案》的按语中说：“朱子生平相与切磋，得力者东莱、象山、南轩数人而已……惟于南轩为所佩服。一则，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由此可见，朱熹的成就，也是同张栻分不开的。遗憾的是张栻早亡，其成就当然不及朱熹博大精深。然而他对理学的发展史上仍作了重大的贡献。
张栻的理学思想基本上是沿着二程思路前进的。他对理学的发挥又具有自己独自的特点。
（一）在宇宙观上，张栻一方面强调“太极”是宇宙的本原；一方面，又认为“心”是万物之主宰。
首先，他论述了“太极”（理）的本原性。他说：“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南轩全集》卷11《存需记》）又说：“太极者所以生生者也，曰易有太极而作用一源可见矣。”在这一点上，他和朱熹一样，完全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思想。认为太极的运动产生出阴阳之气。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所以太极是宇宙方物的本源。他强调“太极”是形而上的精神实体说：“所谓太极天地之性，语意未圆，不若云天地亦形而下者，一本于太极……有太极则两仪生生而不容焉。”（同上）根据什么说“太极”是形而上的呢？他在论述理与心、性、天命之关系时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理则同。”（《孟子说》卷7）这里肯定了“理”的本体性。同朱熹一样，太极和理是同等的范畴。是精神性的。是宇宙的本体，也是宇宙万物之本源。
对于太极之理与万物之理的关系问题，张栻的观点同二程一致。只是表述有所不同。他说：
盖何莫而不由于太极，何莫而不具于太极，是其本之一也。然太极则有二气五行，纟因蕴交感其变不齐，故其发见于人物者，其气禀各异而有万之不同也。虽有万之不同，而其本者一也，亦未尝不具于其气禀之内”（《孟子说》卷6）
其所以为万殊者，固统于一，而所谓一者，未尝不多具于万殊之中也。
知太极之有一，而不知物物各具太极也（《全集》卷29）
由此可见，在太极（理）与万物之理的关系问题上，张栻以为，虽因气禀不同而有万殊之异，然而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统一于“太极”的，而作为总体的“太极”又各自“完具于”一个太极。同朱熹一样坚持了“理一分殊”的观点。
在理与事物的关系上，张栻主张理在事先，是事物之所以然。他说：“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物。”（《孟子说》卷6）又说：“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同上）这个观点同程朱完全是一致的，是由他们的理本体论引申出来的。
其次，他论述了“心”的主宰性；
值得注意的是，张栻还认为“心”也具有对万物的主宰性。他说：
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全集》卷十二）
盖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生也，则万理森然而万事之纲总摄于此。（同上）
人心也，中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全集》卷29）
既主张理的本原性，又强调“心”的主宰性，说明在张栻的宇宙观中客观唯心论与主观唯心论兼而有之。张栻把主观精神的“心”提高到了与“太极”或“理”同为“万物主宰”的地位，这与程朱是有所区别的。程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心”的主宰性，但他们不认为“心”是事物的“主宰者”。朱熹说：“心因是主宰，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朱子语类》卷1）因此，程朱讲的“心”的主宰性，仅仅指的是对性情的主宰性，这就是他们讲的“心主性情”和“心统性情”说。这说明，张栻在“心”的主宰性问题上表现了与程朱理学相离异的倾向，而与陆九洲有相似之处，主张具有“心”和“理”等同论的思想，陆则干脆讲“心即理也”。
最后，认为“人心”即“天理”。张栻的“心”“理”等同论具体表现他的“人心”即“天理”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