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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宗羲全集》第一、二册，浙江古籍版
6．《黄宗羲论》，浙江古籍版
清学开山 顾炎武
（1613—1682）
顾炎武是明末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起初名绛，后来改名继绅，以后仍名绛，字忠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占领南京后，才改名为炎武（一作炎午），字宁人，而学者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曾经自署圭年，又因为一度侨居南京钟山下，所以有时自号蒋山佣。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在山西曲沃因病去世，按过去的习惯计算，享年70岁。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开一代之风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民族志士。他“耿耿孤忠”，至死不向清统治者低头，平生“足迹半天下”，一面考察山川形势，同时结识豪杰，联络同志，希望能有机会恢复明室；他一生勤奋治学，尤其重视有关国计民生、能“经世致用”的知识，治学的态度谨严而慎重，特别强调实地考察取证，所以能够“博学于文”，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清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
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顾氏为江东望族，祖居吴郡（今江苏苏州），后世几经迁徙，到南宋初年定居昆山。顾炎武曾祖章志，嘉靖癸丑（155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这以后家道中落，祖父绍芳万历了丑（1577）科进士，官却只做到从六品的左赞善，到了他的父亲同应（字宾瑶），就仅仅是个未曾入佳的国子监萌生了。炎武叔祖绍芾（字德甫，号蠡源）之子同古未娶而丰，其聘妻王氏矢志守节，因此，炎武出世之后，就过继给已去世的堂叔为嗣，由王氏抚育。
顾炎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嗣母王氏是太学生之女，知书识字，而且意志坚强、深明大义，作为一个居孀的妇女，她别居一室，“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其喜欢读“《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先妣王硕人行状》）。炎武6岁，王氏就教他读《大学》，9岁又读《周易》。万历四十七年（1617），顾炎武人塾学习，而家中对他的教育仍然抓得很紧。炎武的嗣祖绍芾虽然只是个从来没有当过官的国子监生员，但却关心国家大事，熟悉朝章典故，而且性格“豪迈不群”（顾炎武《三朝纪事阙文序》），“负气伉爽，不肯少河流俗”（陈济生《启祯诗选·太学顾先生绍芾》），与天启时期政坛人物常相往来，对当时朝政腐败的情况十分了解。有一天，他指着庭院中的草对炎武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矣！”（《纪事阙文序》）于是要炎武认真学习“古兵家《孙子》、《吴子》诸书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这时顾炎武年方10岁。第二年，绍芾又令炎武阅读《资治通鉴》。当时的人多不读《通鉴》，而代之以朱熹编纂的《通鉴纲目》，绍芾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顾炎武《钞书自序》）在嗣祖的督促和用心教授下，到14岁，炎武已将《资治通鉴》全部读毕。功课之余，王氏还经常给他讲述刘基、方孝孺、于谦等明朝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以激励炎武学习前辈先贤。
顾炎武少年时代受到的这些教育，对他以后的学术成就和立身处世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启六年（1626），顾炎武入学，成为县学生员，取学名曰继绅，开始致力于习学科举文字。在县学中，炎武与同窗归庄（字玄恭，号恒轩，明亡后更名作明，昆山人，其曾祖即有名散文大家归有光，1613—1673）结识。两个同龄少年常在一起切磋学业、纵论国事，由于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
这个时期，朱明帝国已是大厦将倾。当顾炎武降生之时，神宗皇帝朱诩钧已经有20多年不彻朝堂接见廷臣，以致朝政日益废弛，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万历末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时仅16岁，为人庸懦无能，却喜爱作木活，史称其“好亲斧锯椎凿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明通鉴·天启。年》）；他宠信宦官魏忠贤，魏目不识丁，竟被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他处理章奏。于是大权旁落，国事无大小皆出入魏忠贤之门；内阁廷臣及四方督抚则多仰其鼻息，甚至拜忠贤为干爷，呼为“九千岁”，形成“阉党”集团。天启五、六两年，魏氏迭兴大狱，残酷迫害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直官吏，许多志士仁人惨死狱中，而且株连极广，朝政败坏到了极点。加之内忧外患频仍：万历四十六年（1618），雄踞关外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正式向朝廷宣战；天启元年（1621），清兵攻陷沈阳、辽阳；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起事，占领郓城、巨野、邹县、滕县，并一度切断运河漕运；永宁（今四川叙永）宣抚使奢崇明叛乱，下遵义、据重庆，兵围成都百余曰：天启二年（1622），清兵在取得辽河以东70余城之后又攻占广宁（今辽宁义县），兵锋直逼宁远，山海关危在旦夕；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饥民暴动，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年八月，嘉宗死，其弟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一意中兴国运、重振祖业，初即位便着手惩处清算阉党，逼令魏忠贤自尽，并为蒙难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但其为人刚愎自用，且视东林与阁党的矛盾为“门户”、“朋党”之争，对这一点深恶痛绝；在用人行政上，则利用双方相互牵掣，以确保宸衷独断，政由己出。然而痼疾已深，积重难返，朝政并无多大起色，内忧外患交逼的局势也日益严重。
由于身处危机四伏的时代，所以，尽管顾炎武的祖父绍茉年事已高、十分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孙子取得功名，伺时仍教诲炎武“当求实学，几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三朝纪事阙文序》，下同），并要炎武用心研读邸报，以了解国家大事及朝章典故。不过，顾炎武虽然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却“以为书生无与国家之故”，祖父也曾对他说“汝习经生言，此非所急也”，这段时期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征逐为名”的举业上。崇祯三年（1630）秋，18岁的顾炎武至南京参加应天乡试，他与归庄加入复社大约就在此时。由名士张博（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1602—1641）等人发起组织的复社主张革新朝政，彻底清除阉党余孽，入社者多达数千，是继东林而起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术团体；但成员众多，难免良莠不齐，而顾、归二人“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亭林余集·吴同初行状》），一时被称为“归奇顾怪”。
自入县学为生员后，顾炎武多次应科举，都未得一第。崇祯十二年（1639），炎武再度赴试，依旧名落孙山。长达14年的科举征逐，终究一事无成，而国事可以说已经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书序》），炎武终于认识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日知录》16），认识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亭林文集·生员论中》）；于是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全祖望《鲒囗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下引同），着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由此可见，在青年时期，顾炎武即已树立起务求实用、不为空疏之学的治学精神，这与明中叶以来风靡士林的那种“合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的恶劣习气有着天壤之别。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顾绍芾病死，享年79岁，身为承重孙的炎武为祖父服丧三年（三年之丧，实为二十七个月）。崇祯十六年（1643）夏，期满释服，炎武“循例入成均”，通过捐纳的方式成为国子监生，这年炎武31岁。半年之后，明朝就灭亡了，炎武的人生历程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有人宗国泪 何地洒孤忠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五月，清睿亲王多尔衮入北京；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临即帝位，改元顺治，命豫亲王多择率大军征服江南。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字完之，河南开封人）、凤阳总督马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等拥立福王由崧为帝，五月初，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年号弘光。
京师陷落的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为避战乱，顾炎武率家人东躲西藏，到年底，迁往高旧居80余里的语濂经暂住。经昆山县令杨永言（字岑立，云南昆明人）举荐，行朝诏用炎武为兵部司务。
“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画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了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顺治二年（1645）五月，顾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