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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年谱）。正是在张延秋的指导下，康有为接触到了近代维新思想，使他朦胧地看到了冲出世俗社会，寻找新生活道路的曙光。由此可见，张延秋不失为康有为的政治启蒙老师。
康有为的思想渐渐清晰了，他决心“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在这以后，康有为除了反复研读《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典籍外，还开始研究西学，“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一李回（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年谱）。这无疑对康有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深深地吸引了康有为，书中所描写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异境顿开，产生了走出国门去看一看的念头。
1879年底，康有为兴致勃勃地来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些新事物。“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年谱）。在香港，他还参观了赛珍会（博览会），看了欧洲戏和马戏团的表演，心灵深处的封建文化积淀开始发生动摇，感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优于古老腐朽的封建制度。于是康有为开始萌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年谱）。
从香港回来后，康有为学习更加勤勉了。据说当时他每天早上抱一批书，往桌子上一放，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两本书，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就读三本书，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以至于后来他由长期坐着读书，缺乏身体运动，影响了血脉流通，臀部长“核刺”，多年一直流水淋漓，给他带来很大痛苦。
1882年5月，康有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应试（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应试和以后的各次应试，均是在康有为长辈们的强迫下参加的）。此行尽管没有及第，但却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他游历了祖国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年谱）。据说当时康有为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下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为当时该局售书总额的四分之一强。回到家后，康有为更加发奋攻读西方书籍。凡西方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以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耶稣教义等无所不读，“新识深思，妙悟精理，说读仰思，日新大进”（年谱）。当时康有为就是这样饥不择食地去吸取西方文化，以期能从西方找到救国富民的良药。这恰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论人民民主专政》）
经过长期痛苦的求索，尤其是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化和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繁盛以后，他与其他先进的中国人样，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同时，康有为又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找到了战斗的武器。
康有为尽管曾经在朱九江门下受到过“经世致用”之学的熏陶，但从总的看，康有为所奉之儒学，仍属于古文经学的范畴。从1884年起，康有为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长期筛选与鉴别，终于下决心摈弃宋学和古文经学，而转事今文经学。
“二十七岁（1884年）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辙，炯炯乎自以为得之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纷纷乎自以为践之矣。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荀止于是乎？孔子其圣而不神矣。既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凡数千年国家风俗治乱之故，若者与孔教相因而进退者，得之于战国、秦、汉之间，东汉为美矣，以为未足尽孔子之道也。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凡齐鲁韩之《诗》，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礼》，公羊、谷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礼运注叙》）。
1890年初春，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到很大启发，觉得今文经学的“三统说”和“三世说”，就是可以通经致用“微言大义”。康有为认为，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经学“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康有为传》）。于是在廖平的启发引导下，康有为彻底完成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并且很快完成了著名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从而正式奠定了他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体系。
二、投身变法 报国图强
对世界的认识明确了，出于拯救中国的历史责任感，康有为犹如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势力发起了进攻。他创办学堂，传播变法图强思想，为维新运动培养干部骨干；他多次冒死上疏光绪，呼吁治定国是，立即变法，其呐喊之烈，震耳发聩；他积极为推行变法而奔走，办报纸、组学会，为了变法维新事业，不惜流亡国外16年……
创办“万木草堂”
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把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作为进行维新运动、拯救中国的重要手段。他感到，在一个民智未开，人才奇缺的国家，要从事维新变法，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要伴随一场大的文化教育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故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南海康先生传》）
1890年春，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居住在祖传老屋“云衢书屋”，开始了传道授业的生活。
康有为办学的招生办法很特别，他不举行一般的人学考试，而是举行“面试”。考生无论年龄大小、学力高低，只要能通过康有为的“面试”就可以人学。“面试”时，康有为同应试者进行严肃认真的谈话。通常是康有为主动向应试者介绍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猛烈抨击汉学、宋学和八股训诂词章，指责教育界的积弊，宣传孔子改制等一套新说。凡能接受他这惊世骇俗之论的，即予录取。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入学考试”，在康有为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有思想，忠于他学说和事业的门生。
康有为的开门弟子是陈千秋。陈千秋当时就读于广州五大书院之首的学海堂的高材生，是一名颇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他十分仰慕康有为敢于冒死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的大无畏精神，故特登门求教。很快，陈千秋就被康有为的思想和博学所征眼。于是他退出学海堂，正式科拜康有为做自己的老师。
经陈千秋的介绍，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当时梁启超的身份比康有为高，与生活坎坷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真可谓是春风得意。8岁学诗文，12岁补博士弟子员，成为少年秀才，17岁中举。但他在听了康有为的独到见解后，毅然决定放弃举人之尊，拜倒在一个前生的脚下受业。也许正因为梁启超有如此务实的胆魄，才使他在历史上成了与康有为齐名的伟人。梁启超记下了他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述》）
随后，不少有志青年如徐勤等闻风而至，学生人数骤增至20余人，云衢书屋显然无法容纳了。1891年春，康有为便将学堂迁入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4路长兴里3号）这是一座前后三进的大院，大厅宽敞明亮，是个理想的办学讲课之地。长兴学会，这个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第一个摇篮就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年方34岁的康有为“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年谱）。
1893年冬，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学堂又迁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康有为正式给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其意以树人如树木，寓培植万木，为国栋梁之意。“万木草堂”的建立。标志着康有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进入了新时期。此时康有为名声鹊起，一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人”（《万木草堂始末记》）。全盛时，万木草堂是“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年谱）。
万木草堂在办学方针上，注重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康有为特别“重精神，贵德育”（《康有为传》）。《长兴学记》中，康有为要求学生要有“四耻”，即“一耻无志”，“二耻循俗”，“三耻鄙吝”，“四耻儒弱”。“若有四者，不能学道，愿深耻之”。康有为经常鼓励学生，要仿效勇于献身国家富强的先辈，培养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责任感。据梁启超口忆，康有为“每语及国事机理，民生憔悴，外海凭陵，辄慷慨欷嘘，感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