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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是在西学东渐形势下，吸收现代思想资料重建的儒学新流派。“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彻底结束了“儒学独尊”的历史。提倡民主，追求科学。但是偏激士子，糠批传统，肆言西化，民族虚无，充斥寰宇。不甘失落的中国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以新思维、新方法、新理论，对传统儒学，重加梳理，再作解人，使之注入新的灵魂，焕发新的活力，形成了以弘扬儒学、复兴本土文化为职志的现代新儒家学派。新儒家苦心经营，瀛海内外，呼号奔走，对东亚儒家文化圈意识的形成，与有力焉。他们断言，以儒学为特色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模式，人类文明的出路，端在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复苏。日本的成功，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为他们的断言提供了佐证。
儒学六期分法，主要是依传统的时代分段法，若就治学风格言，不外乎“义理”、“考据”二派而已。汉代今文家、魏晋玄学家、宋明理学家，和清朝后期的常州学派、现代新儒家，即“经学义理派”；而汉代古文家、北朝北学诸儒、隋唐义疏之学和清代朴学家，俱为“经学考据派”。义理、考据二派既互相对立，又互相济补。若发明义理至于空疏，则有考据学家起而为之考事论实；倘考据训诂至于琐碎，则有义理学家为之提纲挚领，疏通大义。因此在儒学史上，今文学空疏苛繁而有古文；古文破碎大道而有玄学；玄学虚空而有北学与之抗衡；唐人义疏穷尽枝叶，故有宋明理学勃然兴盛；理学至于束书不观，故朴学力主无征不信；朴学究心于训诂而忘经世先王之志，于是常州学派经世、新儒家救世之说大行于天下。义理、考据二派角力争先，互有胜负，各有千秋。其间落后与陈腐自不可免，但就其积极意义言之，义理在救世，考据在求实。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求实基础上救世，以救世为目的而求实，就是今天中国人急待解决的学问。
二、儒家的经典
儒家经典，历史上有所谓“六经”、“五经”、“十三经”和“四书五经”之名。这反映着儒学风格不断演变、内容不断充实扩展的历程。
1．从六艺、五经到十三经
六经起源于上古“六艺”教育。《周礼·地官·大司徒》曰：“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一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一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德”为思想教育，“六行”为品行教育，“六艺”为才能教育，概言之则为“德行道艺”。孔子向弟子进行六艺教育，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形成六经。《庄子、天运》曰：“（孔）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即指此而言。六艺是六种知识技能，六经是孔子从事六艺教育的教材，六经亦称“六艺”。故贾谊《新书·六术》曰：“《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今《六经》缺《乐》，今文家以为《乐》本无经，附《诗》而行；古文家以为《乐经》亡于秦火，六经只有其五，故又称“五经”。汉武帝置儒学博士，以“五经”为称，原因即在于此。此外，礼分《周礼》、《仪礼》、《礼记》三书，是为“三《礼》”；《春秋》有《公羊》、《谷梁》、《左传》三书，是为“三传”。此外还有《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由于历代尊经尊传不一，遂有“七经”、“九经”、“十三经”之名。大致说来，后汉始有“七经”之称，约以五经加《周礼》、《礼记》（或以五经加《论语》、《孝经》）。初唐有“九经”之名，约以《易》、《书》、《诗》、三《礼》、《春秋》、《论语》、《孝经》（或以为有《公羊》、《谷梁》，无《论语》、《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刻石经，以《易》、《书》、《诗》、三《礼》、三《传》、《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至宋儒增入《孟子》，遂有“十三经”之名。宋儒又从《礼记》中分析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为“四书”，作为修身养性之初阶，与前五经相配，故有“四书五经”之称。历代儒学之士研究十三经，阐说发挥，有注有疏，汗牛充栋。唐代有《诗》、《书》、《礼记》、《易》、《春秋左传》“五经正义”及《公羊》、《谷梁》、《周礼》、《仪礼》四疏；宋代补撰《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四经正义。形成遍注遍疏群经的大型丛书，清代将其合刻在一起，即《十三经注疏》。
2．五经概说
儒家经典，与宗教圣经讲述神功异迹、清规戒律不一样，是关于先民实事的记录，是为人之道和处世之方的教科书。《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外，荀子、董仲舒、司马迁等人都有类似的阐述。概言之，《诗》是用以表情达意，抒发内心情感；《书》叙述先王政事，具有历史经验；《礼》记载行为规范，节制人的言谈举止；《乐》煊染和乐之情，激发人类好善之心；《易》阐发阴阳运行，以明变化之理；《春秋》反映等级名份，实为礼义之大防。六经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共同完成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缺一不可，故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董仲舒亦曰：“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春秋繁露·玉杯》）
诗 又称《诗经》，为篇三百有五，故称“《诗》三百”。是孔子选编的古代诗歌总集。儒家认为，《诗》发于性情，内有哀乐之心，则外发于声音言辞，声成为文字就是诗，音合于韵律就是歌。诗歌就是人们感情的流露，故《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咏言。”歌者也许纯粹是感情的流露，但闻之者则可以知民间的喜怒哀乐，观为政之得失，此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古代有采诗制度，设行人之官，孟春之月振木择于路，采集诗歌。回朝献于大师，大师协比音律，奏于天子。王者即从献诗中观知民心政风。《礼记·王制》曰：“王者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即此之谓。另一方面，卿士大夫在外交、雅集之时，也常常用诗来表情达意，这在《春秋》时更是一代文雅风气，故《论语》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就是古人借《诗》言志的委婉作法。相传古诗三千余篇，是“孔子去其复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上采《商颂》，下尽周室，共“三百五篇”（《史记·孔子世家》），制为定本。这就是《诗经》的起源和积集过程。六经中，《诗经》是孔子最早整理的一部经典，《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诗》排在四经之首。自兹而后，《诗经》传授不绝，形成了气势颇大的《诗》学。
在儒学传授过程中，关于《诗经》有所谓“六义”、“四始”、“二南”、“正变”等《诗》学义例问题。六义，《周礼·大师》又称“六诗”，即“风、雅、颂，赋、比、兴”。六诗各有寓意，故经学家又称为一六义”（《毛诗序》）。孔颖达说“风、雅、颂”是“诗篇之异体”；“赋、比、兴”是“诗文之异辞”。风分十五，《周南》、《召南》为其首，各系一国之事，为侯国诗章。雅分大、小，系天下之事，为王政之诗。颂分商、周、鲁，美盛德之形容，为歌功颂德之篇。赋者铺也，铺陈言辞，直叙其事。比者喻也，歌他事以喻此事。兴者起也，先言他物以引出正题也。前三者讲诗篇的体类，后三者讲诗歌表现手法；前者属文体学，后者属文章学。“四始”指《诗经》四种体类的首篇，即《史记》所谓“《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记住始篇，以免篇简错乱，此四始本意，后世关于“四始”阴阳五行化的说解都不可信。“二南”即《周南》、《召南》，为十五国风之一，二南问题古来纠葛最多，都为臆说，金景芳先生解“南”为任，周南即从周公所主之国（“自陕而东”）选出的诗篇，召南即从召公所主之国（“自陕而西”）选出的诗篇。“正变”：内容纯正，可为师法的诗为正诗；内容有怨刺，值得引以为戒者为变诗。《诗经》自孔子删定之后，儒者口诵心记，世代相传不绝，秦始皇焚烧诗书，《诗》即因深藏于人们记忆而不绝。汉兴，传《诗》有三家：齐、鲁、韩，立于学官，都是今文。鲁国申公（培）所传，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所传为“齐诗”。燕人韩婴所传为“韩诗”。又有诗古文：相传孔子授诗子夏，子夏作《诗序》，四传至河间大毛公，作《毛诗诂训传》，授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号为“毛诗”。今文诗倡以“四始五际”之说，颇陷于机祥。《毛诗》重名物训诂，质实雅正，大重于时。郑玄为《毛诗传笺》，三家遂废。其后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存而无传，后之学者唯毛诗是依，唐《诗经正义》即取毛传郑笺，以为定式。
书 又名《尚书》。是古代档案资料选编，《汉书·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即指此。相传古者《书》三千余篇，孔子删焉，上断自尧，下迄于秦，几百篇。又作《书序》揭示作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