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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平之外，扬雄还有一门远亲林间翁孺，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扬雄从他学文字语言之学，为後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常闻先代囗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当作庄，俗人所改）君平、临筇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囗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余言耳，而孺翁梗概之法略有。”所谓“描轩之使所奏言”域“囗轩使奏籍之书”），即指周秦时期，朝廷所派使者收集的各地方言资料。当时藏于朝廷档案馆，周秦既亡，囗轩之书散在民间。中土“遗弃无见之者”，汉代博学如刘向者，亦只“但闻其官不详其职”。但在边远的巴蜀还略存梗概，严君平有数千言，林间翁孺则其书略备。“扬雄闻而师之”＇注＇。翁孺死而无後，其妻弃家改嫁，扬雄遂尽得林氏方言之书。後来扬雄作《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就是以林书为依据的。
除师事近贤外，扬雄还远慕前辈乡贤司马相如。自序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仿照司马相如，制作大赋。又曾奇屈原之文远过相如，对屈原不遇明君，自沉于江的遭遇深表同情，惺惺惜惺惺，悯其人，“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不过扬雄并不以屈原采取自戕的形式为然，“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将爱国情怀与老庄放达结合起来，这是扬雄的进步之处。于是作《反离骚》，自岷山投于江中，以祭屈原。此外，他还依傍《离骚》，引申其意，作《广骚》；依傍屈原《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作《畔牢愁》。一则以展示他的惠思匠心，同时也借以表现自己的爱国热忱。这些赋大致作于而立之年，《广离骚》有“汉十世之阳朔”，阳朔是成帝年号，自前24至前21年，共四年；十世，自高祖、吕后至成帝为十世，後来雄作《甘泉赋》开篇即说“惟汉十世”，亦是这种用法。阳朔年间，正雄30至34岁之时，其时尚在蜀中，兹後扬雄又作有《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文选》李周翰注说还有《绵竹颂》）等辞赋，却给扬雄斐声京华带来了契机。这些赋大都是对家乡山水景物的歌颂。汉赋讲究“弘丽温雅”，弘即博大，铺张扬厉，气势磅礴；丽即富有文彩，华美可观；温即温和含蓄，借物托意；雅即典雅，盛陈典故。总之即要求做到大气势、好文采、深寓意、大学问。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辞章、才气、哲思与数典于一体。赋其实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表演。因此许多文人为了一篇好赋，常常搜肠刮肚，冥思苦想，为收集典故和谋篇布局，耗费十数年功夫。张衡写《二京赋》花了十年，左思作《三都赋》用了一纪（十二年）。而扬雄在而立之年便已写成这样多赋篇，充分显示了他的高情与逸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扬雄的才华不久便被当朝天子知道了。
二、一赋动天子 京华赋奇文
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两处所载，只在赋名和篇数上有分歧，但为杨庄所荐则一致。扬雄自序亦谓：“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峙、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客”即杨庄。
但是《汉书·扬雄传》班固《赞》却说：“初，雄年40余，自蜀来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华阳国志》卷10从之。似乎扬雄受知成帝，是王音所荐。这是不确切的。首先，班说扬雄年40余接受大司马王音召荐，在时间上有问题。扬雄生于甘露元年（前53年），40余岁即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以後。考《汉书·成帝纪》和《百官公卿表》，阳朔三年（前22年）九月，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其时雄年32；永始二年（前15年）王音卒，其时雄年39。都不合“四十余”之数。前人已注意及此，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在详细排列了扬雄时间表後，说：“案古四字作至，传写时由三字误加一画，应正作30余始合。”今人亦有从其说者＇注＇；其实班氏说“雄年40余自蜀来游师”在年岁上不误，雄自序“客”荐扬雄时“上方郊祠甘泉泰峙”云云，又具体罗列了正月从调甘泉奏《甘泉赋》，三月从祠河东后土上《河东赋》，十二月从羽猎奏《校猎赋》，明年秋从胡人射猎长扬上《长扬赋》全过程。案之《汉书·成帝纪》及《郊祀志》，甘泉泰峙、汾阴后土、雍五囗，陈仓陈宝四祠的恢复，在永始三年（前14年）十月。其后，成帝曾四幸甘沉泰峙，分见于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绥和二年的正月；四幸河东祠后土，分见于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绥和二年的三月。《成帝纪》元延二年载：“冬，行幸长扬宫，从胡客大校猎，宿长阳宫，赐从官。”将冬十二月的羽猎与次年秋与胡客猎合为一事，并同归于元延二年。《通鉴考异》断本纪有误，认为当从扬雄自序。但两者记载元延二年冬成帝曾举行狩猎活动却是一致的，那么，扬雄奏《羽猎赋》的时间就非二年莫属（其余《甘泉》《河东》二赋作于元年，《长扬赋》则作于三年）。＇注＇班固《赞》语所说“待诏岁徐，奏《羽猎赋》（即《校猎赋》），除郎”，也与自序所叙一年内的活动相符。扬雄时年43岁，则其被荐应在元延元年，时年42岁。如果是30余岁，则在阳朔年间（前24一前21年），甘泉诸词已罢，绝无“上方郊祠甘泉……”之事。可见“年40余”之说不诬。只是班团在。待诏年余”前加入了“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一节，是不确切的。其次，班氏之说与扬雄自己的记述不符。《汉书·扬雄传》前半部系采自扬雄自序＇注＇，班氏在《赞》语中有明确交待，唯“赞曰”以后文字是班氏补充。如前所揭，扬雄自序称“客”荐，《答刘歆书》又明云“杨庄”所荐：俱不言及王音。一者出于扬雄自述，一者出于后人追记，从史料价值上看，当然自述可靠。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表示扬雄不愿谈到他和王音的关系”，＇注＇但这种可能性不大。王音是王莽从叔，王太后远房侄子，他虽是以外戚身份继王凤为大司马，但在王氏诸侯中还是比较贤明的。《汉书·元后传》说：“王氏爵位日盛，唯音为修整，数谏正，有忠节，辅政八年，薨。”是可信的。看来扬雄如果真是得力于五音，没有理由隐讳不言。又有人怀疑《汉书》“王音”是“王根之误”＇注＇、或王商之误＇？ⅲВ嗍厦髅魉笛镄凼芗龊螅俺桑禄泼牛肓蹯А⑼趺Рⅰ保魑诺牧蹯В匝镄鄣某龃耍隙ㄇ迩宄镄垡谒媲把谡谡嫦螅溲酝跻簦ɑ蛲醺⑼跎蹋癫挥敲终茫肯匀唬镄凼苤跻舻乃捣ㄊ遣豢煽康模邓澳�40余”才游京师，并以辞赋获得官职却是事实。
《汉书》本传说雄“为郎给事黄门”；《陈遵传》称“黄门侍郎扬雄”，知雄当时任为黄门侍郎。郎官本为皇帝近卫之官，无定员，备宿卫、侍从，与皇帝颇为亲近；郎也是汉代官僚“预科班”，为郎者经过考核合格，可以作执掌实权的京官和地方官，当时叫“郎选”。因此汉代许多有名望、有成就的大僚多由郎选出身，绝少例外。可是扬雄就是这“例外”中的一个。他自40余岁来京师，43岁为黄门侍郎；直到71岁逝世，在京师共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共经历成帝、哀帝、平帝和王莽的新朝四世两朝，只在王莽初转过一次官，做过十年中散大夫，竟20年间未徙官！扬雄的京师30年，可分成两段：成帝朝，他作文学侍从，擅扬文赋，斐声京华；哀平新莽时，他大隐于朝，潜心学术。
扬雄自元延元年被荐待诏，至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在成帝朝供职约五年余。五年中，扬雄主要是出入侍从，以文赋服务于封建帝王。据雄《答刘歆书》，他接受成帝诏命，似乎不是为了仕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