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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说：认为天有阴阳，人有性情，“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故性善情恶。孟荀之间的分歧，不过知阴知阳，见性见情之别而已。同时董仲舒又提出有“圣人之性”，有“斗筲之性”，有“中民之性”。扬雄主“性善恶混”，与世硕同趋。王充历考诸家，而独取世硕与董仲舒。认为“人性有善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本性》）。形成人性善恶的原因是气禀的不同：“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也。”（《率性》）他根据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和“性相近习相远”二语，推导出人性分三品：上智为善性，下愚为恶性，二者皆天生地造，不可移易：“高不可下，下不可高”；中智善恶混，可习而改：“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本性》）他认为人性问题十分重要，它是礼义之所生，人治的出发点：“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义所由生也。”（同前）“上智”至善，其言行莫不为善，他们制礼作乐，为世师表，但这种天生善人很少，百不能一。“下愚”性恶，当然就只有绳之以法了。世间大量存在的是善恶混的“中人”，中人之性可以改变，故需要教育，创造优良的环境，他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当整个社会环境改造好了，不仅可以多出善人，减少犯罪，而且连下愚的天生恶人也有改好的希望：一夫性恶者比木石，木石犹为人用，况非木石！”（《率性》）
王充鉴于“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正说》），因撰《语增》、《儒增》、《艺增》诸篇驳正之；鉴于俗儒俗言俗行，故在《超奇》、《程材》、《谢短》刺讥之。但是王充对儒家的五经并不非毁，认为是大道之藏，真理所在；对儒家的祖师孔孟并不轻蔑，犹奉为圣贤；对儒家理论的许多重要方面尤多发挥；特别是对儒学的核心内容“仁义”，更是赞不绝口。他多次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也。民无仁义，倾国亡主。”因而呼吁王者“重礼爱义”、“率无礼之民，激无义之士”的儒生。在治国方略上，王充认为：“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一日养力。”养德即教化，养力即耕战。二者相须而行，国乃大治，“二者偏驳，各有不足”。因此他十分反对韩非养力不养德，任刑不任礼的法家想思，特著《非韩》之篇。
总之，无论就王充所接受的教育，还是就其思想体系，感情色彩来看，王充都是一个地道的儒者。他知识渊博，博古通今，议论风发，文章灿然，是东汉一代大儒，也是中国儒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名儒。他追求真理，坚持实诚，痛斥虚妄，与盛行一时的章句之儒，神异之说大异其趋。有时甚至不免问及儒家圣贤，非及孔孟，于是受到传统学者的非议，甚至被现代学者树为孔孟的对立面，这不是肆意歪曲，就是一知半解。章太炎先生说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摘，不避上圣。仅得一人焉，可以振耻。”（《检论·学变》）实为知人之论！
（舒大刚 撰）
主要参考书：
（1）《后汉书·王充传》
（2）蒋祖怡《王充卷》
（3）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
（4）黄中业陈思林《论衡选译》
（5）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王充思想剖析》
经学大师 郑玄
（127——200）
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的流传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上篇 郑玄的生平事迹
一、家世与童年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县）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卒于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
郑玄的家世本来比较显赫。其远祖名叫郑国，字子徒，是孔子的弟子，其后世封为朐（qu渠）山侯。郑玄的八世祖郑崇，字子游。为高密大族，西汉哀帝时官至尚书仆射，《汉书》中有传。郑崇为人刚直不阿，很受哀帝的信任和重用，常与宦官、幸臣董贤等作斗争，后来佞臣诬陷，惨死狱中。到了郑玄出生时，郑氏家族已经败落了，他的祖父郑明、父亲郑谨，都没有出仕，只在乡间务农，家中生活也比较贫寒。
郑玄自幼无资聪颖，又性喜读书，勤奋好学。他从小学习书数之学，到八九岁时就精通加减乘除的算术，不但一般的大人比不过他，即便是读书人，不专门学习书数者也赶不上他。到了十二三岁，他就能诵读和讲述《诗》、《书》、《易》、《礼记》、《春秋》这儒家“五经”了。同时，他还喜欢钻研天文学，并掌握了“占候”、“风角”、“隐术”等一些以气象、风向的变化而推测吉凶的方术。
郑玄自少年时就一心向学，确立了学习经学的志向，终日沉湎于书卷中，孜孜以求。他不尚虚荣，天性务实，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当时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着华美，打扮得焕然一新，一个个言语清爽，夸夸其谈，显得很有地位和派头。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其母见状，感到面上无光，便暗地督促他出头露面，显露点才华，表现点阔绰和神气。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些庸俗的场面“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引文见《太平广记》卷215引《玄别传》）。
郑玄16岁的时候，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详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晓谶纬方术之学，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声名远播，被大家称为神童。当时朝廷的统治者相信灾异、符瑞之说，把各种自然灾害视为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和警告；而把自然界罕见的一些现象，如禾生双穗、珍禽异兽出现等，看作上天对人们的奖励和对“政治清明”的赞赏。为了证明统治者的行为符合天意，朝廷便鼓励地方官府将“符瑞”逐级上报，借以神化和歌颂封建统治，麻痹人民。但当时的吏治已经坏透了，州、县官吏大都是白囗，写文章也难以象个样子。这一年民间有人献瑞，不同的两棵秧长到一起结了一个瓜，称为“嘉瓜”；一枝禾稻结了两个稻穗，谓之“嘉禾”。县里要讨好上级，就将“符瑞”的情况写成公文并加上颂辞上报，无奈官吏鄙陋无文，写的东西实在拿不出手，只好请神童郑玄来改写。郑玄写好了公文，又写两篇颂辞，倍受县吏的赏识。郡守认为郑玄是少有的奇才，不愧神童之名，后来亲自为他主持了冠礼（男子20岁时为表示成年而举行的加冠典礼）。
郑玄对术数之学的研究也很有心得，成名很早。据《玄别传》记载，郑玄17岁时，有一天正在家读书，忽见刮起了大风，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方术来推算，预测到某日、某时、某地将要发生火灾。于是，他立即到县府去报告，让政府早做准备。到了某日某时，某地果然发生了火灾，但由于早有准备，并没酿成大害。这件事不胜而走，郑玄又被当地视为“异人”。
二、不乐为史 折节向学
伴随着知识和学问的增长，郑玄步入了青年时代。他虽然立志于潜心钻研经学，并已具有了一定的经学造诣，但由于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已没有条件继续专门攻读了，父母兄弟迫于生计问题，也都不允许他再不事产业而长年读书了。在18岁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乡啬夫之职。汉代地方政府实行郡、县二级制，县以下设乡、亭、里、什、伍等，一般是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百户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啬夫是乡一级地方小吏，掌管诉讼和税收等事。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郑玄勤勤恳恳，十分认真，抚恤孤苦，甚得乡里的好评，不久便晋级而成为乡佐，大约相当于副乡长的职位。
虽然上司器重，乡亲拥护，但郑玄却不安于乡吏的工作，不愿为吏以谋生，而一心向往研究学术。因此，他在做乡吏的同时，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刻苦学习，每逢休假日也不回家，而到学校中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的父亲对此极为反对，并一再督责和训斥他。但父、兄的反对也改变不了他的志向，他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到21岁时，已经博览群书，具有了深厚的经学功底，并精于历数图纬之学，兼精算术，成了一位满腹才学的年轻学者了。
当时有一位名士名叫杜密，和大胆反对宦官的“天下名士”李膺齐名，并称为“李杜”。杜密升任太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调到郡里为吏录，使他得到学习和深造的机会。从此，郑玄便结束了他的乡吏生涯。
到了北海郡不久，郑玄又辞去吏职，入太学受业。他的老师名叫第五元先（第五是复性），是当时京兆平陵（今陕西长安）的大姓，曾任兖州刺史，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经学博士。郑玄从师第五元先，先后学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俱达到了通晓的程度。其中《京氏易》是西汉京房写的，《公羊春秋》是战国公羊高传述、西汉初成书的，这两部书都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三统历》是西汉刘歆写的历法，《九章算术》则传说是西周周公著的，这两部书都属历数之学的重要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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