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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或者说“道”，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万物之宗。他说：“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老子指略》）叫不出名称，看不见形体的某种东西，是世界万物的宗主，它不是人们的眼耳口体等感官所能感知的。它“无状元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不可得而知。”（《老子》第十四章注）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东西，“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老子》第十六章注）人们感知的只是现象，而“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故隐而无名也。”（《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大象、大音这种本原的东西，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而各种事物、现象却是由它形成。正因为它“无形”所以就只好称它作“无”。也可以叫“道”，“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老子》第三十二章注）“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论语·述而》邢囗疏引王弼《论语释疑》）”道＊和＊无一能生成万物，又存在于万物之中，谁也不能叫出它具体的名称来，只能意会而已。王弼又借用古代“五行”的学说，而赋予它新的意义。他说：“天生五物，无物为用。”（《老子指略》）五物，又称五材，即金本水火土。它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五种基本物质，是“有形”的东西，与生成万物的“无”是矛盾的，所以，有形的五物依靠“无”才能发挥作用，产生万物。“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刚。”（同上）那仍然是没有寒热刚柔、不能感知的“无”。他借用老子的“无”来表达他自己对生成万物的原始物质的认识。这个“无”才是本，而一切的表象都是末，是由“本”产生出来的。
这种不能感知的细微物质又是怎样生成万物的呢？他说：“中和备质，五材无名也。”（《论语·述而》皇侃疏王弼《论语释疑》）无名，即无形。以无形的“五材”，即细微物质，通过“中和”的形式而生成万物。他的“中和”，不是有形物的掺合，不是保持物质原有特性的物理过程，而是通过化学的过程“中和”出有新特性的新物。他说：“其为物也混成。”（《老子指略》）“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混成”的过程是看不见的，“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成之不如机匠之裁。”（《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它不像机匠剪裁那样，用有形物来拼合。人们最能感受、也最能反映这一过程的是“五味”的“混合”。“至和之调，五味不形”。（《论语·述而》皇侃疏引王拐《论语释疑》）完全是形成新物的化合过程了。
产生新物的这个过程，也不是“天”有意志、有目的行为结果，因为这些细微物质是“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而为“天下母”。所以“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老子》第五章注）。万物自然生成，这就摒弃了神化的天命论。
王弼对天地的生成和万物生成的看法，表明他已确知有某种具体的细微物质，却因科学的水平，又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所以只好把它叫“无”。许多后辈学者把他的“无”理解为虚无不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也怪不得了。唐代刘禹锡和柳宗元可算王弼的知音。“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刘禹锡《天论中》）。“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无”即是无常形之物，却能生成万物。
“无”能生“有”，“无”是万物之本，而一切具体事物都只是“有”，是“末”。所以要“以无为本”，“崇本息末”。自然界的这个规律，人类社会也应当遵循。所以治理国家应“无为而治”。王弼并未陷于空谈哲学理论，他从社会政治入手研究，把社会现象也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实际上，他是想用高层次的哲学理论来指导社会政治。
（二）“无为而治”的治国谋略
曹魏正始时期，我国的北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统一和相对的安定，但全国尚未实现统一，曹魏政权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王弼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如何理顺各种关系，以达到大治的政治谋略思想。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王弼得以显示才华的难得机会。
王弼认为：“处困之极，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周易·困卦》注）处于困境之时，正是有识之士出谋划策的好时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变化有相通之处，所以，“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周易·黄卦》注）要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规律，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采取正确的治国方法。“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政）治国则奇兵起也。……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政）治国，立辟（法）以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这里的“道”和“本”都是指“无”。这个“无”，是哲学概念“无”的具体运用，在治国问题上，就是要抓住根本，而不纠缠枝节，国家就能大治。相反，只注重政权的威势、刑法的苛烦，只能导致频繁用兵，结果不仅不能治理好国家，而且可能导致失去天下。如何处理“本”“末”，是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
王弼多次提到“崇本息未”、“崇本举末”、“崇本统未”几个说法。“息”与“举”“统”似乎矛盾而令人不解。实际上，“统”“举”，是就“本”与“末”的关系而言的。本，是本原、根本。它可以在社会政治中起主导作用，它统摄各种表象，所以，应当“崇”或“举”。“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论语·阳货》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抓住了“本”，即“无”这个纲，对具体问题就能处理恰当。“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老子》第十一章注）“息”是对“本”“末”的具体处理而言。把握住了“本”，对各种具体现象可以采取不同办法。有的要掌握它，所以要“举”，有的则应取消或限制，所以要“息”。了解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抓住问题的关键、根本，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以母子的关系来比喻本与末。所以，他在《老子》第五十二章注道：“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治末不治本，舍本逐末，“皆舍本以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就只能导致国家的混乱和衰败。
抓住“本”这个治国根本，最终实现“无为而治”。在实施过程中，它并不是僵死的教条。针对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王弼认为还应有灵活性，要有应变的能力。“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造变通爻》）对各种具体情况采取恰当的方法灵活处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论语·子罕》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权力的运用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合乎“道”，所以应把握和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故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随卦》注）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必然自取灭亡。“为随而不大通，逆于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也。”（同上）可见正确估计形势，正视现实，而采取正确的措施治国，是至关重要的。
处于乱世（或各种制度尚未完善）而急需变革的创始时期，一国的君臣、有为之士还应奋发有为、刚健积极，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应天顺民。“夫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大畜》注）。“成大事者，必在刚也”（《周易·小过》注）。修德而成大事，也要刚健有为，创立新制。“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周易·鼎卦》注）新的制度也应顺应时势合理制定，这才能走向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创始阶段，需要确立制度，包括名分等级。“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第三十二章注）这样，“上守其尊，下安其卑，自然之质，各定其分。”（《周易·揭卦》注）上古朴散之时如此，变革时期也是这样，一执古之道，可以彻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借鉴古制，根据时代需要创建新制，“创制不可责之以旧”（《周易·蛊卦》注）。不能死搬硬套，而要有创新，这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