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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根本。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儒家引入了与道相关的理的概念，才使道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和《老子》的道相关联的是“无”的概念，因为道是不可见、不可名的，所以道又是无。魏晋玄学中，王弼从其中发挥出了“无能生有”的哲学思想。陆德明对玄学家发挥老庄的“谈无贵辩”，采取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态度。
首先，他对豪门世族不学无术的清谈表示反感。在《庄子·天下篇》注中他发挥说：“郭生前叹豪梁之涂说，余亦晚睹贵游之妄谈，斯所谓异代同风，何可复言也。”“贵游之妄谈”，指那些豪门贵族的附庸风雅的清谈，既无学术，又无思想，不能不“妄”。然而，他对《庄子》书中的“谈无贵辩”，却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在他的貌似玄虚的言辩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庄生振徽音于七篇，列斯文于后世。重言尽涉玄之路，从事展有辞之叙，虽谈无贵辩，而教无虚唱。然其文易览，其趣难窥，造怀而未达者有过理之嫌，祛斯之弊，故大举惠子之玄辩也”。（同上）“虽谈无贵辩而教无虚唱”，这里的“教”应该是魏晋玄学常指的名教。也就是说，庄子的虚无和儒家的政治伦理——名教，并不矛盾。实际上，庄子的哲学讲的是人生哲学，探讨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他之所以能“齐物”、“逍遥”，是因为“自道观之，物无贵贱”（《齐物论》）。指出了孜孜于名位利禄的世俗之人的愚妄。如果说他也可以和儒家思想配合，那只是当儒士“穷则独善其身”时精神上有一个寄托。陆德明在人生哲学上依违于儒道之间，因为他是没有进入政治的淳儒，不能不有这样的两种心理准备。
他在《庄子·骄拇》“而侈于性”一句的注释时说：“王云：性者受生之质，德者全生之本。骄枝受生而有，不可多于德；赘疣形后而生，不可多于性，此四者以况才智德行”。《庄子·骄拇》的原文说：“骄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悬疣，当乎形哉？而侈于性。”意思是说：并生的足趾和歧生的手指是出于本性吗？却超过了应得。附生的肉瘤是出于形体吗？却超过了本性。庄子以此批评儒家的标榜仁义，墨家讲兼爱，名家讲坚白同异，是在道德方面或才智方面超越了人的本性和自然，就象骄指、赘疣一样。陆德明认为这里是用以比喻人的才智德行，如果不是出乎自然，发自真诚，就会走向虚矫与做作，也就成了骄指赘疣。在这一点上，他与庄子的思想是相通的。
陆德明是儒学家，但他不排斥异端，没有“独尊儒术”的偏见。他是经学家，但不讲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所谓家法，也不拘守当时的南学或北学。这正是唐代文化兼容并包的博大气象。
（赵载光 撰）
盛世鸿儒 孔颖达
（574——684）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是他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孔颖这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一、彬彬士投师刘焯 翩翩郎舌战群儒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新旧《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名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名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执法也公公平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的门前步入官场。
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儒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时他仅20余岁。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
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
二、十八学士登瀛州 五经正义传典型
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