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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不识时务”的“保皇兵团”司令
从北京回到武汉，虽说解脱了联络组的工作如释重负，但是内心却一点也不轻松。面对无序的“文化大革命”，我陷入了痛苦的思索。回顾“文化大革命”5个月的过程：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从第一张大字报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从红卫兵兴起到革命大串联运动，从破“四旧”到层层揪黑帮……我越想越迷惑，越想越苦恼，越想对“文化大革命”越不理解。
当时，最使我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呢？《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按照马列主义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培养和造就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振兴我国的科学和教育。很明显，当时搞的文化大革命，并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学说。
其他想不通的问题还有：怎么正确对待党的领导？怎么正确对待群众，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吗？什么是“四大”，怎么正确运用“四大”？什么是“四旧”，破除一切传统文化是正确的吗？
实际上，持有与我相同观点的人，无论是在党内或在党外，都占绝大多数。当时，武汉地区的群众组织，主要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学生），“百万雄师”（工人），他们注意政策，主张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另一派是“铜二司”（学生）、“钢工总”（工人）等，他们的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等人，却把前者斥为“保守”组织，封后者为“革命造反”组织。但是，群众中的观点对立，并不会是因为某一“大人物”的表态而能消除的，武汉地区的两派一直在争斗着，并不断地升级。
面对着这种局面，我应该怎么办？是沉默、消极、无所作为，还是坚持真理、积极投身于其中？回避不是我的个性，退却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到底怎么办，我在思索着。
正在这时，武汉大学、武汉水电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校的教师纷纷来武汉大学串联，他们要求我出面，把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的教师和职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组织，领导广大教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反映他们的声音。他们所想的，也正是我在思考的，所以大家不谋而合。经过紧张的筹备，武汉教职工战斗兵团司令部，于11月5日在省委洪山礼堂成立了，我被推举为兵团的司令，各有关学校推举一位副司令。
兵团成立以后，省政府在第一招待所给我们拨了5间房作为办公室，给我们拨了一笔活动经费，购买了5部自行车。兵团成立的宗旨是：坚持《十六条》的正确方针，对革命领导干部要支持他们工作，敢于保护他们；对于有问题的干部，在查证事实的基础上，也要敢于批斗。同时，要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宣传正确的政策，批判错误的思潮，力求使运动纳入到正确的方向上。
凭心而论，当时我们成立这个兵团，是不识“时务”的，甚至是自不量力的。当时的“时务”是什么呢？10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的动员令。在10月9日，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而且他把区分两条路线的标志定义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凡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路线，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北京各大学又掀起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高潮，并很快波及到了全国。
武汉当然也不例外，那些造反派们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惟我独尊，把持不同观点的组织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他们居然砸了我们兵团司令部，抢走了自行车和所有的办公用品，用“资产阶级保皇狗”的大标语，把我们办公室的门封了。这是地地道道的打、砸、抢的行为，是任何革命者都不能容忍的。在无比气愤下，我们兵团的傅建民、彭光铭等同志，带着致中央文革的汇报材料和造反派给我们张贴的“资产阶级保皇狗”的大标语到北京请愿，请中央文革评判是与非。我们真是太天真了，哪里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本来就是被几个阴谋家、野心家所把持的，他们正是靠打、砸、抢起家的造反派的总后台，他们怎么会支持真正的革命派呢？他们当然是失望而归，内心充满着忧愤。
然而，等待傅建民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迫害。他回来之后，武汉大学经济系造反派组织“天安门”公社，在小操场召开对他的批判大会，给他戴上“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帽子。批判会开始时，造反派强行给他戴高帽子，但遭到这个无私无畏老红军后代的抗拒，他把高帽子撕碎了，并发生相互推搡。于是，一贯善于“倒打一耙”的造反派诬赖他打人，破坏批判资反路线，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勾结省公安厅的造反革命派逮捕了傅建民，在监狱里关了6个月。这件事与我有关，他是受我的指派去北京上访的，如果有任何责任，都应当完全由我承担。所以，当时傅建民的女朋友裴淑娟来找我取证时，我据实写了材料，证明傅建民是无辜的，并愿承担一切责任。
但是，当时造反派尚没有触动我，也许他们是怕“打草惊蛇”吧。平静是暂时的，平静预示着不平静，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一场更残酷的斗争在等待我！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8月2日，陶铸被任命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到1967年1月被打倒，兼顾问时间仅仅5个月）；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8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8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补选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1966年12月16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中学生万人大会。江青在这次大会上公然当众点名批判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等，说他们是“西城纠察队”的总后台。这不仅意味着这几位领导同志将大难临头，而且一大批参加“西纠”的中学生陆续被投进了监狱。
12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以给群众写信的方式表示：“可以给王任重贴大字报，他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有人把给王任重贴大字报的人说成是‘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这是错误的。”
于是，江青、戚本禹的讲话，很快印成了传单，以飞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国。同时，“打倒王任重！”“彻底批判王任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炸开湖北省委阶级斗争的铁盖子！”的大标语一瞬间贴满了武汉三镇。
我从大字报上看到江青、戚本禹在讲话中点了王任重同志的名，本来我就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做法想不通，现在又点了王任重同志的名，于是我的抵触情绪更严重了。
有一次，我和几个持相同观点的人闲聊，其中有我的同事，也有我的学生。我历来喜欢说直话，心想既然有相同想法，我就毫无遮蔽地向他们谈了我对形势的看法，发泄心中的牢骚，特别是对江青和戚本禹点王任重同志的名发表了一番评论。我对他们说：“江青和王任重同志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个副组长怎么可以当着党外群众点名批判另一位副组长呢？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我又说：“戚本禹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点王任重同志的名，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戚本禹仅仅是个成员，这简直是乱了章法。听说，戚本禹只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18级干部，与我差不多。依我看，这家伙不是好东西，是个野心家。我准备专门收集他的材料，把他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看看他是个什么货色！”我一口气讲下来，当场几个人也附和我的观点。当时我心里感到少有的痛快，毕竟说出了压在心底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但是未料到这些话几乎使我遭到杀身之祸！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变成你是我非的“路线之争”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那时，人性遭到扼杀，心灵受到扭曲，没有诚实可言，“谣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在造反派中，流行两句很时髦的口号：“揭老底”和“反戈一击”，甚至成立专门“揭老底”战斗队，写出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大标语，鼓动不同观点的人向对方揭发自己同伙的言行。
元旦以后，武汉的天气异常的寒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