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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够龋际谴邮掠锥突〗逃摹＠纾栈裟妨炙够诔ご�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一直在小学和中学任教。为了进行教学研究，他亲自担任帕夫雷什中学所有年级和几乎所有课程的教学，对3700多名学生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600多篇论文，出版了40多本教育学著作，从而成为一名当代著名教育家。类似的现象，在西方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那些思想家们为了推行自己的教育事业，他们宁愿创办一所学校，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创办柏拉图学园，捷克夸美纽斯创办实验学校，德国黑格尔创办黑格尔中学，英国罗素创办比肯山学校，美国杜威创办杜威实验学校等。中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于1927年辞去了东南大学教务长、教授之职，亲自创办晓庄小学和晓庄师范学校，他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教育论著。
我仰慕教育史上的先贤，亦想步其教育实验创新的后尘。应当说，我参与创办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就是我的这一初衷的体现，我把它当作进行教育改革的舞台，当作推行我的教育理念的“实验田”。在办学之初，我在《办学情怀》一诗中，曾写下了我的这一心愿：
办学情怀从教育英数十年，双鬓斑白不甘闲。
借得改革春风雨，躬耕一方“实验田”。
问君读书好去处？
别有洞天“树人园”。
家长学校携起手，共同擎起“艳阳天”。
怎样才能使这所新办的学校成为改革的“实验田”呢？为此，我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几乎对我国的教育进行了一番彻底的反思：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至今还无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我国科学技术人员缺乏原创力，在世界近现代的重大发明中没有中国人的记录？为什么我国的学生没有个性？为什么我国国民的劣根性除而不掉？为什么国民的优根性又倡而不兴？……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教育，没有从幼儿抓起。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一旦成年以后，他们已形成的习惯是很难克服的。可是，我们的教育领导部门和绝大多的中小学办学者，压根儿就忽视了这些最重要的素质教育，一味地灌输知识，抓考试和升学率。各种检查、评比和奖励制度，各级的督导机构，都是为了强化这种应试教育而服务的。这就不能不使我国的教育和国民素质步入到恶性循环的怪圈。
要克服教育上的痼疾，必须发扬反叛精神，创办一种新型的学校。我所设计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就是希望成为这样的学校。
当然，我所说的反叛精神是有限度的，如果太强烈了，不仅政府的主管部门不允许，甚至连那些至今仍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望子成龙的学生家长们也接受不了。
因此，我的改革不能不受到制约，只能在现实所能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践我的教育主张。所幸的是，我毕竟还是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些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首先，把学校的性质定位为爱心的学校，这主要体现在“博爱、博学、乐教、乐学、自立、自强、创新、创业”的校训上。在阶级斗争年代里，只能讲阶级爱不能讲博爱，但是教育又恰恰需要博爱精神。我们首先打破了这个禁区，公然把博爱列为校训之首。提出博爱教育，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如果不是回避矛盾的话，从实质上说，应试教育就是偏爱教育，越是重点的学校则表现得越明显。什么是偏爱教育呢？主要表现是：爱成绩好的学生，不爱成绩不佳的学生；爱听话的学生，不爱顽皮的学生；爱相貌漂亮的学生，不爱身患残疾的学生。很明显，这是一种偏见，也就是偏爱。它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在后一类的学生中也有俊才，由于世俗的偏爱，对他们歧视可能导致不良的后果。从心理学上说，后一类的学生更需要爱，爱不仅是一种激励的力量，而且也是巨大的转化力量。我们提倡博爱，就是要爱每一个学生，爱每一个人，爱一切生命物。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爱心的教育是不成功的教育。
为了实施博爱教育，我提出禁止在学校使用“差生”的称呼，以“暂困生”代替“差生”，以“培优补习班”代替“培优补差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小学冒出了一个“差生”的名词，而且广泛地使用，几乎成了所有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人、校长们和教师们的口头禅。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差生”（指学习不好）和“双差生”（指学习不好和品行不佳）时，不仅感到很刺耳，而且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想：倘若一个成绩欠佳的学生被列入“差生”或“双差生”的名单，那不等于说是被打入了另册了吗？这个“差”字，真是足有千斤之重，可能会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不是在“差生”的重压之下已经酿成了不少的悲剧吗？为什么许多搞教育的人对这一不科学的称呼熟视无睹呢？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心理学，没有爱生如子的深情，不能设身处地地体味那些被列入“另册”学生的苦恼。因此，我不仅禁止使用“差生”、“双差生”的称呼，而且还规定不得对学生进行体罚或变相的体罚，也不许使用任何有伤害学生人格和自尊心的教师“忌语”。我希望这所全新学校，是一所充满爱心的“成长之家”，让教师无忧无虑地教，使学生无拘无束地学，师生相亲相爱，互教互学，在这个特殊的“家园”
里茁壮成长。为此，我还制订了《成长之家十则》，作为全校师生员工共同遵守的规范。
其次，规定了明确而独特的教育方针。教育方针是制订教育政策和指导教学工作的纲，是学校制订培养目标、教学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依据。但是，很多办学单位并不重视教育方针的作用，要么没有自己的办学方针，要么就泛用国家空洞而又不健全的教育方针。有鉴于此，从一开始，我就把构思十多年的一个新的教育方针，放到这所实验学校进行实践。它的文学表述是：“教育必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德、智、技、群、体、美六育并重，全面开发人的智力，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多功能人才。”很明显，较之过去流行的教育方针相比，我提出的方针多了“技育”与“群育”。这两字不是随随便便增加的，而是有着十分明显的针对性。一个教育方针，不应当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应当是针对本国国民素质的弱点，有目的地对青少年施教，以优化国民素质。举世皆知，我国学生有两大顽症：一是读死书，不动手，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差；
二是不合群，缺乏团队精神，也就是有人形容的“十个中国人一条虫”或“一盘散沙”的问题。很明显，“技育”与“群育”就是希望克服千百年来中国人素质上的弱点，以根除劣根性、塑造优根性。
再次，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千教万教教做成功的人，千学万学学做成功的人。这是教与学的最高境界和最高标准，它体现了我力求创办全新学校的理念。
我深深知道，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提出一套新的办学理念不容易，但是要实践这些主张则更难。不仅自己要身先士卒，带头进行这些改革实践，而且还要转变干部和教师的观念，让他们也自觉地参与到教学改革的行列中来。为此，我把每个教师和学生当作研究的对象，与他交朋友，参加听课和评教评学活动，亲自给学生上选修课，与教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因此，在这个新型的“树人学园”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博爱”成了每个人的行动口号，“创造”成了这所学校的办学的特色，“成功”成了大家的奋斗目标。
一边实验，一边研究，把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这就是我躬耕这块“实验田”的目的。在实践的基础上， 我撰写了《爱的学校》一书，记下了我在教学改革中的所思、所想和所为。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是爱心教育导论，第二篇是爱心教育的实践，第三篇是爱心的对话。该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无论是在校内或校外，都获得了良好的反映。1998年，在武汉市教学研究成果评选时，该书被评为优秀成果一等奖。应该说，在基础教育研究战线上，我是一个新兵，对于参加这次科研成果评选，我也是诚惶诚恐的。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评审组的专家们对拙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评价道：“《爱的学校》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其中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次讲话和每一个教学活动，都具有新颖性，言他人之不敢言，行他人之未作。该书中的许多新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对普通教育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它应当归功于这个学校的全体师生和学生的家长们，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和参与，才催生出了这本新著。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一方“实验田”，就不会有这一份收获！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太平洋上空的一个梦
不知是何原因，我很爱做梦，有时一个夜里可以做两三个梦。本来，一般的梦是朦胧的，而且稍纵即逝。但是，有时我做的梦颇有连贯性，醒后梦中的情节依稀可现，如果及时速记下来，甚至可以自成一个故事。当然，我没有研究梦的雅兴，致使那些不计其数的梦，随着时间的逝去而一一地淡忘了。但是，我平生只记录过一次梦的内容，这就是我记录的“太平洋上空的一个梦”。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了。经国家教委批准，我于1996年7月27日，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85航班飞往美国，参加于7月28日至8月2日在犹他州一个叫“雪鸟”（Snowbird）的旅游圣地召开的第9届国际合成金属与技术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