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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本来没有再讲的必要，但事后想起，大家因为公事而红脸，是并不夹杂一毫私见的，倒觉得可以纪念，对于个人的感情上可以无伤了。自我辞职后三五日，承刘勉己先生过访，问我可否这样就算终了，我说当然的，我们已经不做同事了，当然可以做得朋友了。一直到今天，我与刘勉己先生的感情依然很好。
我今天提到这件事，并不因为这也是我的生活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才有今日的《京报副刊》周年纪念日。《京报》自然在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它的副刊，但倘没有这件事，“《京副》”与“伏园”或者不发生什么关系，“十二月五日”与《京报副刊周年纪念》或者也不发生什么关系。
不但此也，因为我的“《晨副》事件”为人人（姑且学说大话）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于是第一个就有《语丝》周刊的出版。《语丝》第五十四期里，岂明［2］先生已经提起这件旧事。所谓“这件旧事”者，关于上面所讲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还只能算作大半件，那小半件是关于岂明先生的《徐文长故事》［3］，岂明先生所说一点儿也不错的。不过讨厌《我的失恋》的是刘勉己先生，讨厌《徐文长故事》的是刘崧生先生罢了。
但是流光如驶，转瞬周年，登载那抽去的《我的失恋》的《语丝》已经出到五十五期，禁止发表的《徐文长故事》也居然出到第四册了。我们只要一看本刊编辑室之参考报架一角，便知道《语丝》以后，这一年中不知出了多少小刊物。岂但如此，去年被人抽去的《我的失恋》的著者鲁迅先生，恰恰于今年今日，第一天发刊他的《国民新报副刊》［4］。所谓“这件旧事”以后直至今日一年中发生的学术文艺小刊物，数目总不在一百以下，而恰好请去年首当其冲的鲁迅先生所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出来殿军，真是再巧也没有的事。
至于一年以来，我的阅稿标准有无进步，还请各方面切实指教。
注释
本文原刊于《京报副刊》合订本第13册。
［2］岂明，即周作人。
［3］《徐文长故事》，记述绍兴民间有关明代画家徐文长的传说和故事。
［4］《国民新报副刊》，见本书《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注释。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先生在西安
孙福熙
鲁迅先生喜爱唐代文物；而且有深切的研究；计划写《杨贵妃》一文，所以想来西安亲身体会，以充实文字的内容。
适巧，一九二四年夏季，西北大学请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他就欣然同意了。《鲁迅日记》中所记日程是：
七月七日由京汉铁路离开北京，过郑州，九日夜间到陕县，十日坐黄河船泊灵宝，十三日到潼关，十四日坐汽车离潼关到华清池浴，下午到西安。路中经过七昼夜之多。
八月四日离西安，乘骡车出东门至草滩上船，过渭南，华阴，一路迂逆风。九日过函谷关，到陕县。十二日半夜回到北京。来回一月有余，而在西安的日子是二十天。
先生是接受陕西的“暑期学校”［2］讲学的聘请而来西安的。听讲的人除陕西省教育厅通知中小学教员和各县劝学所选派来的以外，有西北大学的学生，自愿听讲而报名的。
有讲演的日子是八天，讲了十一次，共十二小时。讲题是“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讲武堂也请先生去讲演，讲的也是小说史。
这时期，鲁迅先生正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小说史的课。而且讲稿编为《中国小说史略》正出版。但先生可讲的题目是很多的，为什么都是讲小说史呢？这很明白，是为了对付当时的黑暗军阀，表示不受其利用。
除讲演以外，先生曾到易俗社看戏，有四次之多，又加送行时“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日记八月三日），共五次。到社参观时，社长吕南仲介绍了社的目的和组织，因为主旨是“编演新戏曲，改良新社会”，有“移风易俗”的意义。戏园间壁有戏曲学校，两处相通，实在是一个组织。一九一二年创办。在这样早的时候，秦腔就开始注意改良，而且用较新的教育方法，培养了人才。
鲁迅先生与伏园先生看了戏，尤其对学校很同情，他说：“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就以讲学所得报酬各人三百元中，共捐一百元给易俗社。而且捐匾一方，依鲁迅先生的意思，题“古调独弹”四字。
先生游碑林，游大小雁塔。又常在各家古玩铺购买石刻、拓片、造像、陶瓶、土偶人、弩机等古物。又到闫甘园家看收藏画。先生有拓片柳条箱两箱，曾约我一同整理，因没有时间，未能实行。
当时的西安，政治黑暗，古迹毁坏，这时先生的印象不但不好，反把从前的想象打破了。因此，本来想到马嵬坡去的，终于没有去。也因此没有写成《杨贵妃》一文。
后来在散文集《坟》中《说胡须》一篇，有这样的话：“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花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
这证明先生时时刻刻对人民大众负责的心情。先生在西北大学时，就住在现在的鲁迅纪念室，工友同志招待周到，先生主张多给报酬，虽然有人反对，而先生与伏园先生“照原价多给”。
鲁迅先生大力提倡文艺，竭诚爱护青年，只因当时的社会黑暗，不能多有表示，只得讲讲小说史。但从这讲演中，传布了不少文艺思想的种子，而且与许多人建立了友谊。又写了《说胡须》、《看镜有感》等文字。
现在，到西安来的交通是方便多了，火车直达，只要一天余，如果先生在世，一定乐于再来，受西北人民大众的狂热欢迎。先生看了西安的建设这样进步，一定点头称许。而且，西安各处古迹都加修建和保护，先生见了一定把《杨贵妃》的著作一下就写成了。
我们纪念鲁迅先生，必须百倍努力，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达到可能的最高水平。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6年10月19日《西安日报》。作者在文尾有如下附注：“伏园先生是和鲁迅先生同来西安讲学，后来同回北京，现在他因手未复原，不能写作，我根据他的话写这小文。”
［2］1924年暑假前，陕西督军刘镇华与陕西教育厅合议筹设“暑期学校”，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由西北大学校长傅铜任委员长，西北大学法科主任蔡江澄任副委员长，下分庶务、会计、文牍、登记、课程、印刷、招待七股。除印刷、登记二股由教育厅会员主持外，其他均由西北大学和个别中小学教员分担。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长安道上（1）
孙伏园
岂明先生：
在长安道上读到你的《苦雨》，却有一种特别的风味，为住在北京的人们所想不到的。因为我到长安的时候，长安人正在以不杀猪羊为武器，大与老天爷拼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长安的，你写《苦雨》在十七日，长安却到二十一日才得雨的。不但长安苦旱，我过郑州，就知郑州一带已有两月不曾下雨，而且以关闭南门，禁宰猪羊为他们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们在车上，见街中走着大队衣衫整洁的人，头上戴着鲜柳叶扎成的帽圈，前面导以各种刺耳的音乐。这一大群“桂冠诗人”似的人物，就是为了苦旱向老天爷游街示威的。我们如果以科学来判断他们，这种举动自然是太幼稚。但放开这一面不提，单论他们的这般模样，却令我觉着一种美的诗趣。长安城内就没有这样纯朴了，一方面虽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调和的没有肉吃以外，丝毫不见其他有趣的举动。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动身的，那时北京正下着梅雨。这天下午我到青云阁买物，出来遇着大雨，不能行车，遂在青云阁门口等待十余分钟。雨过以后上车回寓，见李铁拐斜街地上干白，天空虽有块云来往，却毫无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谓“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种景象年来每于此地见之，岂真先生所谓“天气转变”欤？从这样充满着江南风味的北京城出来，碰巧沿着黄河往“陕半天”去，私心以为必可躲开梅雨，摆脱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时，已是秋高气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从近日寄到的北京报上，知道北京的雨水还是方兴未艾，而所谓江南景色，则凡我所经各地，又是满眼皆然。火车出直隶南境，就见两旁田地，渐渐腴润。种植的是各物俱备，有花草，有树木，有庄稼，是冶森林花园田地于一炉，而乡人庐舍，即在这绿色丛中，四处点缀，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到黄河南北，竟有胜过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连年匪乱，所经各地以此为最枯槁，一入潼关便又有江南风味了。江南的景色，全点染在一个平面上，高的无非是山，低的无非是水而已，决没有如河南陕西一带，即平地而亦有如许起伏不平之势者。这黄河流域的层层黄土，如果能经人工布置，秀丽必能胜江南十倍。因为所差只是人工，气候上已毫无问题，凡北方所不能种植的树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树，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与累赘的实，在西安到处皆是，而在北地是从未曾见的。
自然所给予他们的并不甚薄，而陕西人因为连年兵荒，弄得活动的能力几乎极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国后的战争，历史上从五胡乱华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乱，几乎每代都有大战一次一次的丧陕西人的元气，所以陕西人多是安静，沉默，和顺的；这在知识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