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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皮鞭没有到谁的脊梁上时，谁也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岂独中国人为然！
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优秀的，大抵是十分热爱国家民族的中国人；但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不济的，却对国家民族比他们还要热爱，因为希望得太殷切了，只要有一点不能满足他们的希望，便立刻感到失望了。事实上，中国人与别国人一样有许多优点，也有许多弱点，只要条件具备，成绩必无不同。
N先生代表鲁迅先生少壮时代的意见，照我的看法，自从《一件小事》以后，鲁迅先生渐渐认识了贫苦老百姓的思想与力量，《头发的故事》回顾一下昨日之自己，便一直向前进展，脱去旧时读书人的思想习惯，也脱去一般留学生的思想习惯，甚至脱去一般肤浅的革命者的思想习惯，而一以大多数贫苦老百姓的前途幸福为依归，这一个伟大的途程，自经《一件小事》的里程碑以后，是从《头发的故事》开始的。
作者日后的议论，如关于中国人民一盘散沙，“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如关于大众，“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如关于中国人是否失去自信，“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从这里我们看见N先生已经远远的落在作者的后面了。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风波》（1）
——《呐喊》谈丛
孙伏园
一九一七年七月，辛亥革命以后不到六周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一年余，欧洲帝国主义大战正在进行的中途，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约四个月，中国的北京发生了一次所谓“复辟”事件。
这复辟事件，在一般的“国内大事纪”中，只有短短的几行字：
七月一日：张勋拥宣统复辟，黎元洪避往日本公使馆。
二日：各省通电反对复辟。
三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通电讨伐张勋。
十二日：段军攻入北京，张勋逃。
为了记载这事件，在我们现在看来，这几行字也很够了。复辟如果成功，自然有一套依靠帝国主义的、贪污腐败的、反动的殖民地统治；复辟虽然讨平了，也仍旧是一套依靠帝国主义的、贪污腐败的、反动的殖民地统治。不把帝国主义势力打倒，不把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的封建买办阶层推翻，无论复辟事件成功或失败，统治集团对于人民的压迫与剥削是一样的。
但在十月革命以前，人们还憧憬于法美式的资产阶级旧民主统治，以为这是比较进步的政治类型，即使只有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也好，有了空招牌总还有逐渐充实内容的一线希望，打掉了这块空招牌便连这一线希望也断绝了。这是一九一七年复辟事件发生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情。
鲁迅先生那时正在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工作。现在影印本《鲁迅日记》已经出来了，我们检查一九一七年当时的记载，摘抄和时事有关的几节如下：
七月三日，雨，赴部与侪辈别。
七日，晴热，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
九日，阴，下午发电告家平安。犹闻枪声。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
十三日，晴，上午同二弟访许铭伯季市，餐后回寓，小勾留。潘企莘来访。下午仍回新华旅馆宿。
十四日，晴，时局小定，与二弟俱返邑馆。
十六日，阴，上午赴部。
自从七月三日雨中“赴部与侪辈别”以后，到七月十六日阴天“上午赴部”，鲁迅先生只有十二天不到办公处。《日记》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溥仪、张勋、黎元洪、段祺瑞；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复辟，反对，誓师，讨伐，逃避。这些人，这些事，在鲁迅先生的崇高伟大的天平里，都够不上什么铢两，倒像是替三十几年以后，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自己的政权，因而眼睛里已经没有了这些跳梁小丑的我们，预先写下这段记载似的。
那时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驻扎在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帝国主义卵翼下混战的军阀们的队伍决不敢闯进使馆界去。所以张勋拥溥仪“复辟”了，所谓“总统”的黎元洪便逃到日本使馆。“复辟”事件被段祺瑞“讨平”了，“复辟”的主犯张勋便逃到荷兰使馆。记得那时上海报上有一幅插画，画有张勋像一只青蛙，蹲在荷兰水（上海话称汽水为荷兰水）瓶里，却有一条长辫子拖到瓶口以外。（张勋自己和他的部队都是留着辫子的。）这就是“复辟”事件结束了的滑稽写照。
《日记》中说“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因为船板胡同地近东交民巷使馆界，两边的乱兵都不敢到使馆界附近去骚扰，齐寿山先生大概以为那边比较安全，所以电招鲁迅先生到那边去暂寓。从七月七日到七月十四日，鲁迅先生在新华旅馆住了整整一星期。
鲁迅先生在北京亲身经历的“复辟事件”，在《日记》中找得到的材料只有这一点。但在三年零三个月以后，一九二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作《风波》，却以这“复辟事件”在江南农村中的反映为题材。“一九二年十月”，这是根据《呐喊》中的《风波》文后所记。但查一九二年十月的《日记》，却没有记载。在八、九、十、十一月四个月的《日记》中只有这样三条：一条在八月五日，是“小说一篇，至夜写讫”。一条在八月七日，是“寄陈仲甫说一篇”。又一条在十一月九日，是“寄仲甫说一篇”。这三条或则有两条关于《风波》的，或则有一条关于《风波》的。八月五日写成，八月七日寄出，是一个很大的可能。因为《风波》发表于九月号的《新青年》，不像是在十月写成，更不会是在十一月寄出的。但，《呐喊》集中没有记着一九二年八月写成的小说。
一九一七年七月，“复辟事件”以后，一九二年十月《风波》写作以前，鲁迅先生曾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回江南故乡一次。这一次回故乡是冬季，十二月一日由北京起身，十二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江南农村的一般印象可能是这一次回故乡时引发而得的。但《风波》以“复辟事件”为题材，需要的是夏景。这江南农村的夏景，来源不外两个：一个是作者早年的回忆，一个是作者丰富的想象。在《风波》、《故乡》、《社戏》这几个姐妹篇中，虽然都以故乡景物为题材，而《社戏》写回忆居多，《故乡》写旅行为主；文艺性特别完整，想像力特别丰富的是《风波》。
《风波》的篇幅只有十二页，共分三大段，前四页为第一段，中六页为第二段，后二页为第三段和一节尾声。
故事极为简单，人物个性也极明显。
主角名叫“七斤”，没有姓。作者对于这个名字曾有几句解释：“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姓是因为没有提及的必要，所以不见明文。
七斤的妻子是“七斤嫂”。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风波》（2）
七斤和七斤嫂的女儿，大约七八岁，名“六斤”。
七斤的祖母，七十九岁的老太太，常说“一代不如一代”的“不平家”，名“九斤老太”。
“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是“赵七爷”。
邻居青年寡妇抱着两周岁的遗腹子来看热闹的是“八一嫂”。
篇中主要人物就是这样六位。
第一大段的前半段，是“风波”未起以前的农村景物描写。虽云风波未起，但也有些农村中常有的小风波。这小风波便是九斤老太敲着破芭蕉扇骂她的曾孙女儿六斤，在将要吃晚饭的时候还吃炒豆子。六斤躲到乌桕树后，大声咒骂：“这老不死的！”九斤老太强调“一代不如一代”，他的孙媳（原文作“儿媳”似系误排）七斤嫂对她抗议，说婆婆家的秤是大秤，十八两秤；六斤生下来的时候虽只六斤五两，其实应该有七斤多；太公九斤，公公八斤，未必都是十足，也许用的是十四两秤。
写了衬托这些小风波，作者在第二节中的景物描写是出色的：临河的土场，通黄的晚阳，乌桕树叶，花脚蚊子，烟突里逐渐减少炊烟，土场上女人孩子泼水，小桌矮凳，大芭蕉扇，孩子飞跑，女人端饭，乌黑的蒸干菜，松花黄的米饭。这些材料的采取，无论当它们是诗料也好，是画材也好，总之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江南农村晚景。
但作者还以为未足。作者的目的是要描写农村中的风波，并不仅仅描写农村中的景物。景物只是风波的衬托而已。作者用什么关节从景物转到风波去呢？
这关节是很特别的：“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舫，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
像一幅风景画，角上却画着一个风景画家；像一卷活动影片，里面却有一个摄影师也在摄影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