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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方法是摆在音韵学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在音韵学研究全面高速发展之后，材料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对古音系的了解越来越多，很需要进行经验的总结和方法的进一步审视，为以后提供借鉴。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人在做，当世纪交替之际，可以预期有圆满的结果。
我国的教育事业正在发展，国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音韵学再不像从前那样只属于少数人，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它对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乃至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都会起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音韵学者应承担起进一步普及音韵学知识的职责，也要研究如何加强音韵学的实用功能，发挥它在文化建设中的效用。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陈新雄《六十年来之声韵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第三章，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隋晨光主编《中国语文索引（1952—1992）》（第二部分之“古代与通代语音”），商务印书馆，1996
唐作藩杨耐思《展望九十年代的汉语音韵学》，《语文建设》1990年第4期
唐作藩杨耐思《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语文建设》1989年第5期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四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王立达《汉语研究小史》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59
张渭毅《汉语音韵学论文目录》（1978—1993），《音韵学研究通讯》第14—18期
张渭毅《汉语音韵学论文目录》（1994—1996）（未刊稿）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1900—1949，第二部分汉语—音韵），科学出版社，196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增订本，1950—1980，第二部分之“古代与近代语言”），商务印书馆，1983
唐作藩湖南邵阳市人，1927年5月生，1953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1954年随系调到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委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汉语音韵学常识》、《古代汉语》（合作）、《上古音手册》、《音韵学教程》、《四声等子研究》、《普通话语言史话》等。
耿振生河北望都县人，1952年生，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论著有《明清等韵学通论》、《论近代书面音系研究方法》、《十八世纪的荆溪方言》等。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贰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
第二章 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
更新时间2010…5…20 10：43：23 字数：27255
何九盈
站在中国语言学史的角度，回望二十世纪的训诂学历程，深感这门古老的学科，由于远因近因外因内因的种种制约，其现代化进程充满了矛盾、困惑、危机。
一、训诂学的衰落与中兴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训诂”二字曾因附庸经学而为士人所熟知。一个学童在读《三字经》时就已懂得：“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时至今日，不要说小学生已不知“训诂”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学生也很少有人知道“训诂”是怎么一回事了。训诂已由主题话语变为边缘话语，由千年显学变为只有少数人从事的极为冷清的专家之学。这究竟是可喜的进步呢，还是值得担忧的退步呢？从现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训诂学自身而言，退步中包含着进步。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是：训诂学地位的升降，关系到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系列复杂的矛盾。梁启超说：“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页。东方出版社，1996。中国训诂学极盛于乾嘉，到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跌落下来，失去往日的辉煌，渐呈积衰之势。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使训诂学的主要根据地江浙一带战火连年，书毁人亡。同时，学术内部兴起的宋学对汉学的批判，也动摇了训诂学的显学地位。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势，宋学家指责汉学家搞的训诂之学乃无用之学、破碎之学。方东树说：“汉学诸人，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汉学商兑》39页。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一些并非宋学营垒的学者，出于社会责任感、道德责任感，也对训诂考据提出非难。如陈澧说：“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此风气急宜挽回。”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668页，商务印书馆，1997。有的人甚至把鸦片战争的祸根，把太平天国的兴起，都归罪于考据训诂之学，这跟顾炎武等人把明朝覆灭的原因归罪于王阳明的心学一样，都是号错了脉，诊断失误。考据训诂只不过是少数学人从事的一种传统文化，文化并不是行动的主体，它不能对一个王朝的盛衰负任何责任，行动主体是王朝的统治集团和王朝所规定的制度。了解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把意识形态与人文知识混为一谈，使学术发展经常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乾嘉而后，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训诂学就一直面临这样的厄运。
继汉宋之争而起的是今古文之争。今文派要战胜古文派，其策略还是宣判考据训诂为“无用”之学。康有为说：“自（刘）歆始尚训诂，以变异博士之学，段王辈扇之，乃标树汉学，耸动后生，沉溺天下，相率于无用，可为太息！”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713页。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现代学术、文化制度像潮水般涌进中国，世道人心大变，学风大变，科举废，学校兴，四书五经与功名利禄脱钩。经书产生不了牛顿、哥白尼，训诂也训不出飞机大炮。整个传统文化遭遇到全面挑战。自然科学在崛起，经世致用的社会科学也在提高自己的地位，往日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一变而为“国学”与西学或旧学与新学之争。1905年《国粹学报·发刊辞》说：“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国学保存会发起人之一邓实说：“蟹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象胥之学，相哄于黉舍。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吾人同为此惧，发愤保存。”《国学保存会小集叙》，见《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1905）第一号。1907年，章太炎在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后来的训诂大家黄侃、沈兼士等人都是讲习会的学生。1912年，四川政府设国学院，出版《国学杂志》，刘师培为主要撰稿人。“国学”并不就是训诂学，而训诂学是国学的基础，人称为“二叔”（章炳麟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的国学大师都是本世纪第一代训诂大家。论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之功，刘不如章。章氏坚苦卓绝，以振兴国学为已任；在研究西方思潮，包括语言学知识方面也很下过工夫。梁启超说：“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清代学术概论》157页，商务印书馆，民国10年初版。季羡林也说：“章太炎在铸古今之外，又会通中西。”《国学大师汤用彤》，见《读书》1993，3。由于时代和章氏本人的局限，章氏并未建立起全新的训诂学理论体系，终其生只是一个“正统派”，晚年逐渐成为新学的对立面。他不相信出土的甲骨文，也不赞成白话文，他的弟子黄侃也反对白话文。“五四”前后的北大，新旧文化的矛盾，几乎形同水火。文科教授“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东方杂志》1934年1月1日，31卷1号。新派如傅斯年、毛子水等人极力贬低传统文化，鼓吹欧化。说什么“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见《新潮》第1卷5号，1919年，5月。“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怎么能够处于对等地位呢？……一两和十五两成为一斤：这个一两和这个十五两，除同为加法中的一个相加数目外，并没有对等的道理。现在西洋文明和东洋文明的比，何止十五和一的比呢！”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见《新潮》第2卷1号。在这样的思潮笼罩下，加之刘师培、黄侃等人又不能及时地将训诂学从“国学”中剥离出来，所以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均已独立成科，而训诂学仍然成不了严格意义上的“学”。胡适也提倡考据训诂，1916年还写过《论训诂之学》，内容太简略，成不了体系。直到二十年代，黄侃在高等学校开设训诂学，才初步建构起训诂学的大框架。他的《训诂学讲词》是一个很扼要的提纲，内容简略。后来公开发表的《训诂述略》，是1928年在中央大学的讲稿，这篇纲领性的文献，现在还常被引用。据载，中国大学陈启彤教授著有《训诂微》一书，凡十余万言，惜未刊行。1926年陈氏去世，《中大季刊》发表了《训诂微》一文提要《中大季刊》1卷1号，1926。。朱芳圃于1928年发表《训诂释例》，解释了20多个训诂名词术语《民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