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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训诂学的性质仍无定论。1995年出版的《中国训诂学》又回到了张世禄的主张。著者说：“长期以来，学界基本上把训诂学等同于语义学（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这是借用训诂学母体之大名，代行语义学支子之小实，不利于两门学科的发展。应当依照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学科的成例，还母体之实，新支子之名。因此，本书所论，正本清源，认定训诂学就是具有综合性质和实用性质的注释学。”“只是为了保持这门学问称名上的传承关系及统一性，才沿用了历代常用的‘训诂’这个词语，一般仍称作‘训诂学’，不称作‘注释学’或‘注解学’。”《中国训诂学》（上）1页，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由于对性质认识不同，又使训诂学的研究对象、范围问题复杂化了。历来的训诂学都是以古文献中的语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来不曾有过异议。但《中国训诂学》认为：“训诂作为一种事业，它的工作对象和范围并没有一定的限制，凡是需要加以注解的书籍，不论古代的、当代的，也不论经、史、子、集，甚至不论中国的、外国的，都可以列入注解的范围，作为注解的对象。”《中国训诂学》（上）9页。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中国训诂学》中将《英美名诗一百首》、《圣经故事一百篇》、《莎士比亚戏剧精选一百段》和任继愈的《老子今译》、陈子展的《诗经直译》等相提并论，将严复译的《天演论》、林纾译的《茶花女遗事》等与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郭化若的《孙子今译》等相提并论。
“注释”是否要成为“学”呢？——“注释”已经成为“学”了。汪耀南在1991年就出版了《注释学纲要》。只是汪耀南并不主张用注释学来取代训诂学。他从三个方面将注释学与训诂学加以区别。“（1）注释的范围比训诂广。（2）注释不必受时代限制。训诂简言之就是训释古字古音古义，注释则可不限于释古，对今人的作品作注应称注释；假若把注释今人著作也作为训诂学的内容加以研究，怕是没有人会同意的，因为那是名不符实的。（3）注释之名浅显易懂。”《注释学纲要》12—13页，语文出版社，1991。
这三条理由，一、二条讲的是一个道理，第三条不是实质性问题，但都能成立。“注释学”能否被认可，能否独立发展，还需要时间来检验。至于用注释学来取代训诂学，恐怕要造成一定的混乱，洪成玉说的“走历史回头路”，不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词汇学（确切地说，这里特指“汉语历史词汇学”）、语义学（应指历史语义学）与训诂学的关系，也是人们颇为关心的问题。它们在性质上有什么不同，蒋绍愚在《古汉语词汇纲要》中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三者在研究的范围还是各有侧重，三者的研究方法也不必完全划一。这三者完全可以成为相互交叉的、关系密切的，然而又是各自独立的学科，三者在它们的发展中互相促进，相辅相成。训诂学，它的重点在于具体词义的考释。……语义学的研究以词义为重点而又不限于词义，它研究的对象也不仅仅是汉语，而是要通过研究人类各种语言探求语义方面的理论和规律。……汉语历史词汇学，是对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古汉语词汇纲要》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苏新春还主张要区分古汉语词义学与训诂学的不同性质。他说：“训诂学的价值不仅仅在词义研究，古汉语词义学的生命之泉也绝非仅仅源自训诂学。这是两门有着明显区别的不同性质的学科。训诂学是一门以诠释语言、解释语言为目的、具有强烈的功用性和实用性的工具之学。……古汉语词义学是语言科学中的一门关于古汉语词义内部规律性认识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充满理性思维的词义理论科学。”《汉语词义学》475—476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
王宁主张：“根据训诂学的历史状况和现代语言学已经形成的学科结构，在语言学领域里，训诂学应当与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衔接。……训诂学就其时代特点及其既定任务来说，与汉语历史词汇学和历史语义学又是不能等同的。主体之外，这门古代的学科事实上还要产生两大分支，那就是汉语词源学和词典（辞书）学。”《训诂学原理·自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又说：“我们主张把注释学和词源学作为训诂学进入当代后的两个重要的分支。”
应当看到，经过近十余年的研究，训诂学的性质越来越明确了，多数研究者的意见渐渐趋向一致。训诂学既不等于历史词汇学，也不等于历史语义学，也不能用注释学代替训诂学，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训诂学要研究古代语言和文字的意义，也要研究古代的名物、典章、文化制度；要以释读古文献为主要任务，也要从理论上探索词义的演变规律。还有一点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训诂学”，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范围、方法，不仅有别于古代训诂学，就是与黄侃、沈兼士等人所说的训诂学也大不相同了。训诂学如果还停留在黄侃时代的水平上，就不可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也不可能有八十年代的中兴。
（三）方式、方法之辨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是把“训诂方式”与“训诂方法”区分为二的。对前者的释义是：“指古代解释词义的方式。主要包括互训、推原、义界等。”对后者的释义是：“指根据文献用词（字）选择训释语句和运用训诂材料探求词义的传统释义方法。主要有：（1）据古训，（2）破假借，（3）辨字形，（4）考异文，（5）通语法，（6）审文例，（7）因声求义，（8）探索语源，（9）比较互证等。”《中国语言学大辞典》17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大辞典》作这样的区分也只反映了部分训诂学家的意见，并不具有经典性。其实，作为训诂手段、办法、程序来说，“方法”与“方式”在词义上很难区分，所以有的训诂书根本不作这种区分。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方式”并不属于同一个层面，“互训”也是方法，有的属于义训，有的属于声训；“推原”也写作“推源”，也叫“推因”，是以声音为线索，求语根，求本字，也属于方法问题；只有“义界”是方式问题，即用下定义的方式（用句子的形式）说解字义。这三种“方式”本是黄侃提出来的，“义界”、“推因”这些术语给人以陈旧之感，不必拘守。
而且方法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陆宗达总结《说文》解释字义的方式时用了“互为训释”、“推索由来”、“标明义界”三种《说文解字通论》90，94，98页。北京出版社，1981。，周祖谟总结清人的训诂方法则为四种：从声音上推求文字的假借；确定字的本义，根据本义以说明引申义；比证文句以考定词义；因声以求义。《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71页。白兆麟在《近十年来中国训诂学之我见》中主张“把训诂方法与训诂方式严格地区分开来”《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不能把“义训”作为一种训诂方法，这也是一派意见。但他主张训诂方法应区分为“基本方法与一般方法”，层次关系比较清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突破。
（四）“反训”问题
古代汉语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所谓“反训”词，从郭璞而来就有不少人进行研究。本世纪三十年代董著《反训纂例》《燕京学报》22期，1937。，张舜徽有《字义反训集证》（见《旧学辑存》卷中），八十年代，反训研究进入高潮，徐世荣发表《反训探原》《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又出版专著《古汉语反训集释》，郭在贻、徐朝华、蒋绍愚、刘庆俄、吴永坤等也都发表过文章论反训。直到九十年代还不断有讨论文章发表。
以往的研究，问题有二：一是概念不清，理据不足；二是例证杂乱，似是而非。因此，有人根据这两方面的问题，武断地认为反训不可信。经过这次大讨论，虽然不可能所有的讨论者都能达成共识，但对“反训”问题的认识的确大大深化了。
1汉语中某些词在共时系统中存在两个对立的意义，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2由于字形讹误而造成的所谓反训，或不是同一共时系统的所谓反训，这类词都应该排除在“反训”词之外；
3“反训”词因为受语境的制约，一般不会妨碍交流，但毕竟不是词义发展的大道，所以这类词的生命力是有限的；
4“反训”这个概念有问题。齐佩早已指出：“反训只是语义的变迁现象而非训诂之法则。”“严格地讲，‘反训’这个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训诂是解释古字古言，基于相反的原则而去训释古语，才可以叫作反训，现在既知这些例子不过是语义演变现象中的一少部分，那么，就不应再名为反训而认为训诂原则了。”《训诂学概论》145，155页。陆宗达、王宁也认为“反训”这个名称欠妥，“‘反训’或‘反正为训’这个术语容易使人误解它仅是一种训释方法，从而掩盖了反正词或反正同源现象的实质，实在是很不妥当的。”《训诂与训诂学》1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我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主张“不用‘反训’这个术语，改为‘同词相反为义’”。并认为“同词相反为义是由语义内部结构对向演变造成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38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上述四大分歧，均属于理论性质的。尤以训诂学性质的分歧，至关重要。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训诂学的健康发展，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深入研究，平心静气地争论。
八、训诂学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的训诂学将会怎样发展，现在谁也无法预言。因为像训诂学这样的传统语文学科的发展，不能不受社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