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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假借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其症结在于假借和引申的分合。传统文字学曾把字义引申看作典型的假借现象，直到现在还有人如此主张。但是，字义引申毕竟是语言现象而不是文字现象。所以现在多数文字学者主张把二者区分开来。
跟假借有密切关系的通假字的问题，有比较多的人进行研究。“通假”有狭义、广义之分。一般认为狭义的“通假”指本有本字的假借。广义的“通假”跟古人所说的“通用”相当，不同的字被用来表示同一个词的各种现象，几乎都可以纳入其范围。但也有人主张把“通假”看作通用和假借的合称，认为“通用”不包括假借（刘又辛《大型汉语字典中的异体字、通假字问题》，《中国语文》1979，4）。通假字的读音问题，即本读A音的字用作一个读B音的字的通假字时，究竟应该改读B音还是仍读A音的问题，曾引起较多的讨论。经过讨论，多数人认识到，一个字用作另一个字的通假字，意味着这个字被用来表示通常由后者表示的一个词，两者应该读同一个音（参看盛九畴《通假字小议》，《辞书研究》1980，1；《通假字再议》，《辞书研究》1982，5）。此外，还有人对古代文献如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假现象进行了研究。近年来，通假字字典性质的专著已出版了好几种。其中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收集用例比较齐备。
对于形声字的研究，已有专著出现（如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形声字结构方面的一些现象，如省声、多形多声、“右文说”等，都有不少人撰写专文或在文字学通论性著作里作过研究。其中讨论“省声”的论文尤其多。对于“右文说”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论文是沈兼士1933年所作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35），该文对右文说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探讨，旨在建立汉语字族学。历史上主张“右文说”的人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流传下来，其中王安石的《字说》在当时还是有影响的著作，今天也看不到原本。有人对此书作了辑佚工作，以胡双宝的《王安石〈字说〉辑佚》（《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3辑，1987）收集材料最多。
近年，王宁等人提出“汉字构形学”的说法（参看《中国教育报》的《语言文字》副刊从1996年年初开始连载的、由王宁撰写的“汉字构形学讲座”）。这种分析汉字字形结构的方法与传统的六书说不同，我们附带在这里介绍一下。王宁认为：汉字的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形位是由个体字符中依层次切分出来的最小的、具有独立的表现和区别造字意图功能的构形单元。其中大部分是独体字（成字构件），少部分是不成字的绘形或指事符号（非字构件）。近些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所根据这种理论，采用计算机处理的新技术，对隶书、小篆和某些古文字的构形系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五）汉字的结构类型的研究
这是汉字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汉字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跳不出“六书说”的圈子。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唐兰才试图以自己的“三书说”来代替“六书说”。他的“三书说”是象形、象意、形声（见《古文字学导论》）。五十年代陈梦家提出了新的三书说，主张把古汉字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种基本类型（《殷虚卜辞综述》76～80页，科学出版社，1956）。裘锡圭基本同意陈说，但把“象形”改成了“表意”（见《文字学概要》第106～107页）。他认为，从字符的性质上看，表意字使用意符字，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字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这样分类，眉目清楚，合乎逻辑。他还指出了一些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如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
还有人提出了关于汉字结构类型的别的说法。例如张世禄的“写实法”、“象征法”、“标音法”（《中国文字学概要》），林的“以形表义”、“以形记音”、“兼及音义”（《古文字研究简论》第一章）。龙宇纯也提出了新的分类，有纯粹表形、纯粹表意、纯粹表音、兼表形意、兼表形音、兼表音意、纯粹约定等七种（《中国文字学》）。詹鄞鑫《汉字说略》把假借排除，又把表意字加以细分，得出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六类。对汉字结构类型的研究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现在还得不出公认的结论。
（六）汉字形音义之间关系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以来，由于汉字整理和简化等语文实践的需要，对异体字、古今字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公布前后，有不少学者讨论到这类问题。八十年代以后，有人对五十年代规定的异体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改进的意见。还有人专门对某些大型工具书中的异体字进行了研究（参看陈宜民《〈康熙字典〉的异体字及其整理》，《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1；陈抗《评〈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字的处理》，《中国语文》1994，4）。
在异体字整理问题上，不少人注意到不仅要整理单个字的异体，还应该整理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的异形（如“交代”和“交待”、“折中”和“折衷”等）。这在五十年代整理异体字时注意不够，后来有人指出了这一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少研究词的异形的人，为了强调自己的观念跟旧的以单字为本位的异体字观念的不同，使用了“异体词”或“异形词”的名称，混淆了语言现象和文字现象的界线。这却是不够恰当的。
古今字指同一个词的、通行时代有古今之别的不同书写形式。在古今字的范围应该怎样划的问题上有分歧意见。有些人主张把古今字跟通假字分开来，只把有“造字相承的关系”的那些字（如“县”和“悬”、“说”和“悦”等）定为古今字（见洪成玉《古今字概说》，《中国语文》1981，2；《古今字概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3）。有些人认为古今字跟通假字是从不同角度对同词异字现象作出的“不同归类”，二者“不是平行关系”，古今字应该包括通行时间有古今之别的通假字，而且古今字不但“可以指形义不同的两个字，也可以指形不同但义同的异体字”（见陆锡兴《谈古今字》，《中国语文》1981，5）。后一种意见符合历史上使用“古今字”这类说法的实际情况。
同形字的现象，王力（《字的形、音、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1）等人都曾加指出。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对这一现象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同义换读指用一个字表示意义跟它原来所代表的词相同或相近的另一个词，这两个词的音可以截然不同。现代学者中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有沈兼士（《汉魏注音中义同换读例发凡》，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65，2）、吕叔湘（《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0）等人。揭示这种现象，对于了解文字异读产生的原因很有帮助。
（七）文字学史研究和常用汉字字源研究
关于汉字研究的历史，本世纪以来有不少论文和专著。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是第一部文字学史专著。近些年来，出版了好几种汉字学史方面的专著，如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孙锡钧《中国汉字学史》（学苑出版社，1991）、姚孝遂主编《中国文字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本世纪以来不断有人撰写汉字字源的论文或专著。在近年出版的专著中，邹晓丽编著的《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部首今读本义》（北京出版社，1990）、李乐毅编著的《汉字演变五百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比较有影响。这种工作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对普及汉字知识，都是有用的，但不容易做好，因为学术界对于很多字的说法还没有统一的结论。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附带谈谈汉字字典的编纂。
1915年，徐元诰、欧阳溥存等编的《中华大字典》出版（中华书局）。它以《康熙字典》为基础，校正其错误2000余条，并充实了一些词义。收字48000多个，分214部。1968年，林尹、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在台湾出版，共有40册。该书博综古今文献，选收单字49888个，解释比较精确扼要，并注重汉字的源流及其音、义的发展变化。1990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汉语大字典》。这部字典收54000多字，还在字头下收列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的形体，并附有简单的字形解说。1994年，出版的《中华字海》（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收字8万多，是迄今为止收字最多的汉语字典。在中小型字典方面，1953年，出版了《新华字典》（人民教育出版社）。该字典经过多次修订，最新版是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是一部使用十分广泛的字典，释义准确，编排合理，影响非常大。
本世纪以来，研究古代各种字典的论著也很多，这里就不谈了。三、古文字研究
我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