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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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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以来,祝敏彻、曹广顺、冯春田、吴福祥对此问题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尽管结论与吕叔湘大同小异,但这种多方位的考察仍是必要的。
  祝敏彻(1982)对《朱子语类》的“地”和“底”作了全面分析,完善了吕叔湘的结论。提出了“地”字结构作宾语,宾语是描写性的,“底”字结构作宾语,宾语是判断性的。并发现了“底”与“地”作用完全相同的例证。
  曹广顺(1986)对《祖堂集》中的“底”和“地”作了全面的分析。曹氏的结论是:(a)(c)两类只用“底”,与吕氏结论完全一致,(b)(d)两类则“底”“地”并用,没有区别,与吕氏结论不一致。可看作“底”“地”用法的发展。
  冯春田(1991)将“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助词,一类是词尾。“结构助词”指体词性结构中的“底”和“地”,“词尾”指谓词性结构中的“底”“地”。通过对《祖堂集》《朱子语类》的考察,冯氏得出了与祝敏彻、曹广顺大体一致的结论。
  综合诸说,“底”与“地”的区别是:①体词性结构中一般用“底”不用“地”,特别是名词和代词后面,只能用“底”,不能用“地”。②谓词性结构中的情况因时而异,唐代用“地”,不用“底”;五代时“底”“地”并用;南宋以后,绝大多数写作“地”,只有个别地方写作“底”。
  (2)关于“底”、“地”的来源。关于“底”的来源,章太炎《新方言》认为“在语中者,的即之字;在语末者,若有所指,如云冷的热的,的即者字。”唐钺《国故新探》说与此同。
  吕叔湘(1943)认为“底”来自“者”,“者字很早就有兼并之字的趋势。到了某一时期,笔下虽有之和者两个字,口语里已经只有者一个词,它的应用范围不但包括本来的者和之,而且扩展到(a')项即名词代词领格之不继以名词者。这个词后来写作底”。
  王力(1958)不同意吕说。他认为这种说法有三重困难:“第一,‘者’字在上古属鱼部,在中古属麻韵上声,它怎么样变成为‘底’[tǐ]音,很难得到一个满意的解释;第二,‘底’(‘的’)字显然是形容词的词尾和定语的语尾。‘冷的水’和‘冷的’里面的‘的’字显然是同一性质的,说成两个来源,缺乏说服力。第三,人称代词后面的‘底’(‘的’),如‘你的’、‘谁的’,并不能译成文言‘汝者’、‘谁者’。”他认为“底”是从“之”变来的,“之”的上古音是tǐ,后来在文言中演变为t,在白话里演变为tǐ。这样就造成一对骈词,“之”与“底”并存。骈词虽然同出一源,由于各自发展,意义可以分歧。
  冯春田(1991)进一步论证了唐宋的“者”近于“底”,“底”字结构来源于“者”字结构,而“底”与“之”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他又认为:“底”取代“者”不是语音变化的结果,而是词汇替换现象。助词“底”应来源于代词“底”。
  蒋冀骋(1991)认为《集韵》“者”有“董五”一音,训为语辞,“董五”稍变,则与“底”音近。吴福祥(199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认为:唐五代时,用作结构助词的“者”“底”可能已读轻声。由于音节的轻音化,“者”“底”韵母的音值差别可能已变得不太明显,以致在唐五代的某些方言里“u”、“ei”混用。反映在书面上便以“底”代“者”,最后“底”兴而“者”废。
  我们认为,从功能上说,“底”应源于“者”,从语音上说,也还可以解释,所以赞成吕叔湘的“底”来于“者”说。
  “地”的来源也有不同的意见。
  吕叔湘(1943)认为来历不明。
  王力(1980)认为“地”跟“底”来源相同,都是由“之”而来。
  太田辰夫(1987)认为,结构助词“地”可能是由表处所的名词“地”演变而来。他说:“用于副词性修饰语的‘的’早先写作‘地’。‘地’当然是‘土地’、场所’的意思,是转为表示动作或状态存在的环境、用作副词性的修饰语的吧。例如唐代就能见到的‘暗地’,大概就是‘暗的地方’→‘在暗的地方’→‘暗暗地’这样变化而来的。”
  孙锡信(1992)的说法与太田氏相似。吴福祥(1996)认为“太田氏的意见值得重视。并举“许”的虚化过程作为旁证。
  我们赞同太田的说法。
  3几部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著作简介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1991)讨论了近代汉语的新兴和特殊介词,研究了介词“连”“和”及其相关句式,探讨了“底”“地”“则个”“在”“着”“生”等助词或词尾的用法和来源,分析了“X么(摩)”类词语的内部结构,对“们”的语义特点和特殊用法也进行了介绍。此书的特点是讨论的问题集中,分析较细,学风朴实。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1992)对近代汉语新兴的助词、介词、连词、副词和词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可能对讨论到的虚词的用法、功能和发展变化进行精细的描写,并对某些虚词的来源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的重要著作。
  曹广顺(1995)《近代汉语助词》共分五章,对近代汉语常见的“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书的特点是:a注意历时研究。凡讨论到的助词都尽可能从来源、历代使用情况、发展演变诸方面进行描写。b注意与现代方言作比较研究。尽管这一特色还不明显,但毕竟还是注意到了。c在虚词替代的原因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足以启迪人的思考。
  (三)动补结构的研究
  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是汉语语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产生时代、发展演变情况是治语法史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动补结果的类别较多,有些类的产生时代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动补结构的普遍使用应在唐代以后。
  朱德熙将动补结构的补语分为四类: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状态补语、可能补语。除趋向补语类外,其余三种的产生时代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将“结果补语”类叫做“动结式”,将“状态补语”“可能补语”两类叫做“带‘得’的动补结构”。
  1动结式
  这类动补结构王力称之为“使成式”,日本某些汉学研究者称之为“使成复合动词”,名称虽异,其所指是相同的。
  关于动结式的产生时代,约有四说。(1)殷代或先秦产生说。周迟明(1958)主殷代说,余健萍(1957)、杨建国(1959)主先秦萌芽说。(2)汉代说。王力(1957)认为:“使成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3)六朝说。日人志村良治(1984)持此说,梅祖麟同。(4)唐代说。持此说者为日人太田辰夫(1958)。
  之所以有如此不同,主要是各家对相同的材料有不同的分析。
  《尚书·盘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左传》昭21:“城射之殪”。这是“先秦说”的主要材料。“扑灭”在现代汉语中是动补结构,而在先秦时代则未必。“扑灭”是“扑而灭之”的意思,“扑”是“灭”的方式,并不是动补结构。至于“城射之殪”可以读作“城射之,殪”。不是动补结构的分用式。先秦说是靠不住的。
  纯粹用语意来分析,难免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应该有一个检验的标准。日人太田辰夫(1958)提出了一种检验方法,以“杀”“死”二字为例,“杀”自古至今都是他动,“死”自古至今都是自动,当“V+死”结构带上宾语时,“V+动”就是“动补结果”。也就是说,“V他+V自+O”结构才是具有形式标志的“动补结构”。
  志村良治(1984)对“动词的复合用法”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动词的复合用法要放到整个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背景上来考虑。六朝时期汉语词汇复音化大大加速,而很多复音词的词序是不稳定的,往往可以颠倒,如“拔济”可作“济拔”,“灭尽”可作“尽灭”、“坏烂”可作“烂坏”。所以它们是动词的等立使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第二音节动词的惯用化,如“尽”“坏”经常充当第二音节,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第二音节动词的自动词化,以“动词+死”代替“动词+杀”就是第二音节动词自动词化的结果。“动补结构”也就产生了。志村的贡献在于说明了“动补结构”(他叫做“使成复合词”)的产生过程和部分原因,他的结论是: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
  梅祖麟(1991)也对动结式的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V杀”和“V死”可出现于四种句型:甲、施事者+V杀+受事者;乙、受事者+V死;丙、施事者+V死+受事者;丁、受事者+V杀。
  实际上,先秦两汉只有甲、乙两型,甲型中第二个动词是及物动词,后面出现受事者,乙型中的第二个动词是不及物动词,后面不出现受事者。这两种句型中的两个动词都是并列结构,而不是动补结构。
  论者多以《史记》的“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激怒张仪”、“射伤克”、“楚孝王伐灭鲁”作为动补结构在汉代出现的例证。梅氏认为,这些都不是动补结构。因为“灭”“伤”等字在先秦都是他动(或使动)用法比自动用法多,而“堕”、“怒”等字虽然在先秦自动用法比他动(或使动)用法多,但它们在两汉只出现在“甲型”中,而不出现在“乙型”中。这说明“堕”、“怒”等字在复合词中仍是他动(使动)用法,后面需要宾语撑着。
  真正的动结式是丙型,出现时代是六朝。同时期有“打死之”的例证,又有“愁杀人”“笑杀人”的例证,这种“V杀”式中“杀”的用法同“死”,说明“V杀”是被“V死”同化而成动补结构的。此外,还有“即便以觜啄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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