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Ａ脚傻囊饧淙欢粤ⅲ撬谰莸姆椒墼蛉词窍嗤模际瞧紫凳骼砺郏几萦镆舳杂叵等シ治鲇镅缘南凳艄叵担蚨寄岩远远粤⒚娼杏兴捣Φ呐怠Ｓ镅允率档摹翱挂椤币笥镅匝Ъ姨岢鲂碌挠镅岳砺奂偕瑁杂行У亟馐秃河锖推渌镅缘南凳艄叵怠３卤Ｑ且怨叵荡式追治鑫曛镜摹坝镅粤恕本褪窃谡庵直尘跋绿岢隼吹囊恢掷砺邸�
“语言联盟”这个概念过去特鲁贝茨科依也曾说过，但由于缺乏语言接触机制的具体研究，因而无法成为一种语言理论模型。此后的研究虽也有提及，但都比较零散，大多只是作为语言相互影响的一种特殊的例证，其中谈得比较多的就是所谓巴尔干半岛上保加利亚语（斯拉夫语系）、罗马尼亚语（罗曼语系）、阿尔巴尼亚语和希腊语的语言联盟，因为在它们之间出现了一些共同的结构特征。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是印欧系语言，学者们还难以从中悟察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关系，揭示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陈保亚根据汉、傣两种语言的接触和相互影响过程的具体考察，总结出匹配、回归、并合、母语转换等一系列新的、前人不曾涉及的语言接触的理论和方法。作者根据这些研究，认为语言的接触是一种互协的过程，即两种语言有规则地相互协调，趋向同构，形成有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而互协的过程则呈现出无“界”而有“阶”的特点，即语言的任何结构层都可以受到接触的冲击，划不出哪些层面能不受影响的“界”，区别只是越是核心的结构和核心的词汇受到冲击的量越小、时间越晚，呈现出不同的“阶”。作者根据这种语言接触机制的规律，认为以往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语音对应和同构这两条标准，既可以由语言发生学产生，也可以是由语言的接触产生，因而不足以证明语言的系属。为了鉴别语言的亲属关系和接触关系，作者提出一种语言接触的无界而有阶的理论，用“阶”的曲线来具体考察关系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反映，看其不同的走向确定语言关系的性质（具体内容已见于前面的分析）。作者根据这一标准检验现在已有所研究的语言关系，普遍适用。侗台语和汉语是由语言接触而形成的一种语言联盟。这是根据汉语和傣语的相互影响而提炼出来的一种新的理论模型。
从王士元的词汇扩散到徐通锵、王洪君的叠置式音变和陈保亚的语言联盟理论，观察语言演变的视角大体上都着眼于横向的相互影响，只是范围有别：王士元着眼于语言系统内部字音变化的横向扩散，徐通锵、王洪君关注的是两个方言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竞争，陈保亚研究的是两个语言系统之间的接触、竞争直至最后的联盟。这些研究领域是西方历史语言学的一些薄弱环节。东西方语言研究侧重点的区别是由语言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印欧系语言因纵向分化而形成谱系树式的系属关系比较明显，语言学家的注意力自然集中于亲属语言的研究，并由此诞生历史比较语言学。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乃至与东亚地区的其它语言之间的关系与印欧系诸语言不同，它们的谱系关系比较模糊，但相互间的接触和影响却非常广泛、深入，形成系统性的渗透与扩散。语言学家只要能忠实于由语言现象提供的线索，定可以提炼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词汇扩散理论、叠置式音变理论和以关系词阶曲线为特征的语言联盟理论都是根据这些语言特点提炼出来的。它们可以弥补传统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一些不足。
七、对前景的展望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已经摆脱了“闭关自守”的旧传统，走上了与西方历史语言学相结合的道路，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译音对勘到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的运用，从吸收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到自己根据汉语的特点提炼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都说明我们在“结合”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扎实的步伐，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只解决了一些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尚待来日的研究。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语言学的主流是如何运用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和演变，在“结合”的过程中处于一种依赖西方语言学的被动地位，那么，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历史语言学在“结合”的方向上可能会有重大的变化，即根据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去补正传统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不足。这是根据“结合”的规律而作出的一种展望。
“结合”的基本规律就是以己之长，补人之短，或者说，以人之长，益己之短，长短结合，融为一体。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的“结合”就是相互取长补短、融为一体的结果，形成现在流行的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传统，重点是语法。这一传统的语义研究非常薄弱，在语言研究中一直没有什么地位，只是到晚近才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相反，汉语的研究传统没有语法，或者说没有印欧语类型的那种语法，但是有悠久的语义研究的历史；《尔雅》《说文》两个系列的著述和古籍的注疏，都是以语义为核心的语言研究，虽然零散，缺乏系统性，但成就辉煌，不可否认。这是汉语研究传统的强项，完全可以弥补印欧语研究传统的不足。问题是我们需要弄清楚语义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只要能在这方面取得成效，我们就可以据此充实普通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推进语言学的发展。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来看，自六十年代乔姆斯基的标准理论以来，语言研究的重心已逐步向语义转移，重点是解决语义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这里虽然还没有涉及语言史的研究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必然会求助于历史，求助于有语义研究传统的语言研究成果。汉语音节结构规律的研究已对现代音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洪君，1994），有悠久历史的汉语语义研究完全有可能影响二十一世纪的语言学的发展。问题是我们需要摆脱旧有方法论的影响，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式的分析，而需要挖掘隐含于语言事实背后的规律，提炼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希望中国的学者能在这方面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对汉语语义研究进行理论的总结，不至于像音系学的研究那样，由外国的学者替汉语音节结构规律的研究进行理论的提炼。
语义是语言结构的核心，涉及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抓住语义进行语言的研究，不仅会带动历史语言学的发展，而且必将对语言理论、语法结构的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语义研究将“执”二十一世纪语言学发展之“牛耳”，汉语的研究将会对普通语言学（不管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实现新的“结合”。
参考文献
本尼迪克特（Benedict；P。K。），1942，《台语、加岱语和印尼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1980。
本尼迪克特，1972，《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4。
Benedict；P。K。（本尼迪克特）；1975a；AustroThai：LanguageandCulture《澳台语系语言和文化》；HrafPress。
本尼迪克特，1976b，《再论汉藏语系》，载《汉藏语言概论》。
Boas；F。；1911；Introductiontothe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uages；GeorgetownUniversityPrees。
布龙菲尔德，1933，《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蔡元培，1919，《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陈保亚，1993，《羌夏澳越语言文化联盟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
陈保亚，1995，《从词汇的有阶分布看汉—台语源关系》；《民族语文》第5期。
陈保亚，1996，《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
陈保亚，1997，《汉台关系词的相对有阶分析》，《民族语文》第2期。
陈其光，1990，《苗汉同源词谱》；《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增刊。
陈其光、李永燧，1981；《汉语苗瑶语同源例证》；《民族语文》第2期。
戴庆厦；1980；《藏缅语族松紧元音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
董同，1948，《广韵重纽试释》，史语集刊第13本。
董为光、曹广衢、严学，1984，《汉语和侗台语的亲缘关系》；日本putationalAnalysesofAsianandAfricanLanguages，March。
方壮猷，1930，《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
钢和泰（BaronvonStalHolstein），1923，《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
高本汉，1916—1926，《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
高本汉，1928，《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史语所集刊1本3分（1930）。
高本汉，1934，WordFamiliesinChinese，BMFEANo。5。
Haudricourt；A。，1954；Del‘originedestonsenVietnamien；JournalofAsianStudies；242。
Haudricourt；A。；1961；Bipartitionettripartitiondessyetèmesdetonsdansquelqueslanguesd‘ExtrêmeOrient；BSLP56。163180。
贺嘉善，1982，《仡佬语的系属》，《民族语文》第5期。
洪瑞钊，1925a，《论鱼虞模古读侈音与汪先生书》，《华国月刊》第2卷第6期。
洪瑞钊，1925b，《再论鱼虞模古读侈音与汪先生书》，同上第7期。
胡适，1919，《给毛子水的一封信》，原载《新潮》第2卷第1号，系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