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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还是回到上海以后在淮海坊写成的，脱稿的日期是1946 年12 月31
日深夜。虽然时写时辍，而且中间插进一次由重庆回上海的“大搬家”，
可是我写得很顺利，好像在信笔直书，替一个熟朋友写传记一样，好像
在写关于那一对夫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
每天都要经过狭长的甬道走上三楼，到他们房里坐一会儿，安安静静地
坐在一个角上听他们谈话、发牢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
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菜。。他们
每个人都对我坦白地讲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
同在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
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
深。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
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
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
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
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
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
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
不幸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感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不值得惋
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
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
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
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的
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
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
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的看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
当时住的民国路那幢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
他们住在三楼。1942 年7 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1945
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
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被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
庆，像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镂花的
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
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
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
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
来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
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
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
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
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
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
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
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
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像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
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
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
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
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
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
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
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
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
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
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像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
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
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
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像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
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
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
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
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
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
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
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
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
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
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
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
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
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
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
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
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
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
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
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
们的谎言，他很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
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
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
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
努力走向灭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
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
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
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
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
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
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
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者。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
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像我
的朋友彼得罗夫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
他们中间有的完全忍受，像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
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
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吴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里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树
生差不多。只是她有一点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里的曾树生害怕她的婆
母。她因为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轻视，自己
也感到惭愧，只要婆母肯原谅她，她甘愿做个孝顺媳妇。可是婆母偏偏
不肯原谅，把不行婚礼当作一件大罪，甚至因为它，宁愿毁掉儿子的家
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
却不是这样。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
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写那几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小说情节逐
渐发展的时候，我这样地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汪文宣的母亲的确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
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
人。她不喜欢媳妇。因为一则，媳妇不是像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不
是对婆母十分恭顺的孝顺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整天打扮得妖形
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三则，儿子爱媳
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
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
在1944 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
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
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