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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都要看这类考试的成绩，而且坚持了几十年，维持着高等教育的世界一流水平。可见，人的这种普遍智商还是可以测验出来的。《钟曲线》的作者认为，在这种普遍智商（即认知能力）中，遗传因素占了40％～80％的比重。从上述优生学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也可以推出大致相同的结论：遗传因素在智商形成中的作用大致占一半以上的比例。
不过，《钟曲线》所持的古典智商概念，把智商定义得非常狭窄，比如，音乐能力、运动能力、人际交流能力、感受能力、洞见能力（包括直觉和判断力）、创造力，都不在这种严格的认知能力之内。换句话说，我们在中小学中见到的那些功课好的学生都是智商高的；而社会活动能力强、能张罗事、人缘好，或者有“歪才”者，都未必能算智商高。这种普遍智商，也许应该叫常规智商。《钟曲线》的作者也承认，虽然在统计学上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常规智商会导致重要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我们见到的那些功课好的学生一般而言日后的成就比其他群体明显要高，但如果用这种智商来预见具体个人的未来，效果则非常有限。另一位哈佛心理学家Howard Gardner则干脆拒绝这种普遍智商g的存在，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多重智商”的理论，把人的才能分为7个面向：语言、音乐、逻辑数学、空间、身体运动、内向和外向人际能力。关于界定智商的这些纷争，目前尚无定论，未来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80多年前专栏作家李普曼对智商理论的批判至今仍有深刻的意义：人的素质太多样、太复杂、太多变、太依赖文化环境。通过让人回答一系列事先设计好的问题，在十几分钟内就确定素质的高低，实在太武断了。人的智能，更像“美”和“正义”这种含有价值取向的概念，而非重量、身高那种可以客观测量的因素。当你有某一种可以测量的素质时，这种素质首先必须被界定。而界定本身，就体现了界定者的偏见。所以，客观地界定美、正义、智能等等，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前述Howard Gardner提出的“多重智商论”，多少接受了李普曼的影响，试图反映人的智能的多样性。但这种界定肯定还是太简单。至少，界定者本身没有意识到的因素，并不在这7种能力之内。
对于这些批评的合理性，《钟曲线》并非不承认。“认识自己”是人类千古之难题，没有人有答案。不过，《钟曲线》在这方面的态度，更像是巴菲特炒股票的实用原则。巴菲特曾经说：“市上有那么多股票，我大多数都不懂、不知道这些股票的潜力。不过这没有关系。我毕竟有几个懂的，我只把这几个自己理解的股票做好就可以了。”《钟曲线》的作者当然也知道自己远没有穷尽对人类智能的理解。但是，他们同时看到，在人类繁多的能力中，毕竟有他们理解的“股票”，那就是被他们严格地甚至狭隘地界定的智商，或者说是最有市场价值的智商。而且，他们非常理解这种“股票”升值的潜力。他们有统计学的数据证明：具有他们所界定的高智商的人，日后成功的比例明显高于别的群体。当你看到巴菲特靠经营有限的、自己理解的股票获得成功时，你当然也相信自己所理解的普通智商g也一样会在人生中带来效益。
可见，即使是基因决定论者，也把遗传基因所能决定的范围确定在他们自己能够量化测试的智商内。而在这个小范围内的智商形成，基因占40％～80％的因素。《钟曲线》一方面大谈基因决定论，一方面用大量篇幅论证家庭和教育对智商的影响，说明了即使是先天的智商也有开发的必要。我们不妨打个比方。你的体形一大半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严格控制饮食、每天锻炼身体，可以大幅度减轻体重，甚至有“换了一个人”的效果。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除了这些可以量化的智商（即认知能力）外，还有大量其他素质，包括我们尚未意识到的素质。“发现自己”对人类来说是个永恒的挑战。好的家长，在于能够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才能，并有效地发展这些才能。
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J。 Heckman对《钟曲线》的批评对我们讨论早期教育问题特别有启发：第一，《钟曲线》在测量基因和外在环境对智商的影响时有重大的技术失误。比如，《钟曲线》所谓的家庭环境，主要是由父母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和某一年的收入所构成。在计量了这些因素后，《钟曲线》得出的结论说社会经济因素对智商没有重要的影响。但是，James J。 Heckman指出，一个孩子的成长期有十几年。其中一年的父母经济收入并不能说明这十几年的社会经济背景（以我们个人的经验，从孩子出生到她上大学，我们夫妇的收入也许会前后差十几倍）。说外在因素不重要，恐怕是因为没有精确地计量这些外在因素。事实上，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对孩子的智商有巨大的影响。所谓基因在智商中占40％～80％的因素，恐怕夸大了基因的作用。第二，《钟曲线》的智商决定论，所依据的是17岁时的有关测验。这种测验，确实对受试者的未来有非常强的预测力，似乎证明了智商对人的事业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恐怕更说明的是：到了17岁时，一个人的智商、素质已经基本定型了。这时再对他追加教育投资、试图改变他，已经太晚，效益会很低。但是，早期的教育则对孩子影响甚大。孩子越小，教育投资的回报可能越大。James J。 Heckman特别强调14岁以前的教育的重要。这一阶段的智商形成，《钟曲线》没有考虑。而这也许是外在环境（特别是父母教育）对智商影响最大的时期。
这也是我在本书中要说的话：到18岁时再上常青藤，怕是太晚了。真要把孩子塑造成常青藤的材料，就必须一岁就上常青藤。钱再也挡不住你的孩子上常青藤
4。6万美元！这是9个月哈佛教育的标价（包括学费、住宿费和其他杂费）。美国的常青藤盟校和其他精英私立大学，基本也都是这个价码。美国中等家庭收入将近5万美元，平均家庭收入在五万五左右。即使你跻身于美国最富的十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达10万美元以上，每年拿到的薪水扣掉税所剩也就七八万左右，谁能再拿得出四万六送孩子上大学呢？作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送孩子进常青藤更是想也别想！
然而，你千万不要被这笔钱给吓住。四万六仅仅是标价，并不是现实。哈佛早在2004年就宣布免去所有家庭年收入在4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教育费用。收入超出这一标准，学校则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逐渐增高相应家庭所缴纳的教育费用，以保证无论贫富上哈佛都是力所能及。不久，哈佛的“免费的标准”又从4万提高到了6万。2007年12月10日，哈佛大学在奖学金上做出更大的动作：那些年收入在12到18万美元的家庭，将只需用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哈佛的教育费用，剩下的全由哈佛或其他方面的奖学金埋单。也就是说，如果你家庭收入12万，孩子上哈佛就只需要支付一万二；家庭收入18万的，只需要支付一万八。要知道，哈佛2007～2008学年的学费是3 1万多，另有将近一万食宿费用，约4000杂费。支付一万二的家庭，实际上不仅不缴学费，还享受着两千左右的补贴。支付一万八的家庭，也不过是缴4000多块的学费而已。无怪哈佛人士夸口：这样一来，上哈佛的实际费用，和上一所州立大学的费用基本相等。
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终结。仅一个多月后，即2008年1 月14日，哈佛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耶鲁就提出了更优惠的计划：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家庭，孩子上了耶鲁费用全免；那些年收入在20万以下的家庭，则只需用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耶鲁的费用。为此，耶鲁把奖学金的预算一举提高了43％，达到8000万美元之巨。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估计，一流大学的这种奖学金大战，未来只会有增无减；哈佛的榜样，会被各名校效仿。比如像普林斯顿，如果把其拥有的财富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就比哈佛耶鲁还富，绝不会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大奖学生而按兵不动。所以美国最好的本科生学院威廉斯的一位前校董预计：用不了多久，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孩子若进了常青藤或其他一流大学，就可能完全免费！
这一行内人的预言，自然不是想入非非，而有着坚实的财政依据。私立大学的财政基础是其捐助基金。哈佛的捐助资金有349亿美元；2006年的这笔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达到23％，也就是70亿美元左右。哈佛一年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各种费用累计为15亿。如果按这个数据算，把哈佛全变成免费、彻底放弃这15亿，哈佛的捐助基金一年还照样涨50多亿！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美国的大学学费以两位数的比率上涨，拿不到奖学金的中高产家庭负担过重，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捐助基金越攒越多，不舍得花就容易激起民愤。2007年9月，共和党参议员Chuck Grassley在国会山主持听证会，讨论是否应该强迫大学每年花掉更高比例的捐助基金的问题。根据现有的法律，私人基金会必须每年花掉其基金的5％才可以享受非赢利组织的免税待遇；大学则不受此限，乃至一般名校平均每年仅花掉其捐助基金的4％左右，其中2006年哈佛花掉了其捐助基金的4。3％。对于350亿的捐助基金来说，这4。3％和5％的差距，有2 45亿美元之巨。而哈佛的这次新政策，也不过多破费学校2200万，还不到2 45亿的零头。怪不得有分析家说，哈佛此次行善，是钱实在多得没有地方花了，希望以不到十分之一的成本，说服国会不要给自己强加上必须花掉5％的捐助基金的这一2 45亿美元的负担。
其他常青藤盟校和一些捐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