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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没有人有权打你！她上幼儿园时曾有一段时间经常被一位男孩儿推搡，心里很害怕。我们也马上找到老师交涉，杜绝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保证她的心理安全。如今她已经8岁了，在学校非常自信，学东西也很快。而她在幼儿园时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个犹太男孩，父母学习抓得很紧，恨铁不成钢，不时会打他。结果呢，个头不小，却畏畏缩缩，学习比我女儿慢至少一年多。
当然，仅仅坚持不打孩子，但不知道在不打孩子的情况下怎么教育孩子，也是不行的。打不打孩子其实涉及到一个更深的哲学问题：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应该是相对平等的，还是权威式的？这直接关系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打孩子，其实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权威关系的一种表述。如果仅仅放弃打孩子，却保持这种权威关系，并用其他的形式表述或重申这种关系，那么孩子的成长还是会受影响。
我们不妨还是回到前面提到的Annette Lareau的《不平等的童年》。她发现劳动阶层和中高产阶层中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有所不同。在劳动阶层，父母就是绝对权威，和孩子说话的方式很简单：行，不行！住嘴！别碰这个！孩子非常服从，没有二话，更不质疑父母。中高产阶层则完全不一样。孩子要买一个玩具，父母觉得不好，那就要和孩子讲道理，甚至达成交易：你不要这个，我可以给你买那个。你可以要这个，但回家要把几个字母学会……这种关系，是一种对话性质的，很像常青藤的讨论班。
我们应该承认：学龄前儿童和父母不是平等的，也不应该平等。但是，中高产阶层的父母在处理和孩子的关系时，尽量模仿平等关系。这样就使他们的孩子比劳动阶层的子弟提前十几年为长大进入和别人平等相处的社会做准备。
具体而言，中高产的子弟更有自信。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没有人能够无故否认他们的理念。他们总有办法为自己的理想和利益与别人讨价还价，不轻易放弃。同时，他们也知道，要坚持自己追求的东西就必须掌握说服别人的技巧，具备在有关问题上的基本知识，能够用事实支持自己的观点。所有这一切，自他们能说话起，就在他们和家长的对话中反复演练。以后当律师、企业经理或总裁、教师、推销商、科研人员，等等，什么不需要这一套技巧？在这方面，中高产阶层的孩子可以说早练就了童子功。
我教育孩子的方式当然不是完全来自书本，很多是来自个人的经验。我小时候被家长称为是个“无理搅三分”的孩子，外号“外交部长”，因为什么事情都不听话，要和大人辩。当时家长这么说我，当然是贬义的，觉得他们小时候对我没有好好管教，惯得我没大没小。后来因为学习不用功，常常还挨打。比如英语，那时是“文革”末期，初中开始有英语课了。老爹满指望我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没想到我没有兴趣、不好好学，所以连打再骂。结果呢？我反而不学了。乃至高考时其他科目分数都很高，唯有英语交白卷。
小时候挨打对我成人后的事业有很大影响。我一生比较失败的时期，是大学毕业后的六七年。那时我主要当个记者，总喜欢追着思想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进行采访、赶时髦。直到后来听这些人讲话实在烦了，再加上80年代末因为生存环境的挤压而决定学英语出国，才终结了这种跟着“权威“后面学舌的日子。现在想想，我自己的思想原创力恐怕比这些权威中的大部分人都要大得多，为什么大好年华竟浪费在记录他们的话上呢？根据我的自我心理分析，那就可以归结为小时候挨打的心理后果。我小时候个头小，在外面就经常受欺负，尝过不少皮肉之苦；回家再因功课差、不听话而挨打，自然心理上会留下创伤。虽然我一直很反叛，坚持学自己喜欢的专业，但是对世界毕竟还是充满了恐惧，对独来独往、挑战权威更是缺乏信心。相反，权威则是身强力壮的“大个子”，跟着他们后面记笔记，不另起炉灶，心理上感觉安全一些。这种心理阴影，到了耶鲁读了几年书后才摆脱。耶鲁对我最大的影响，也许并非学术的训练，而是使我抛开了惧怕权威的心理，从挨打中站起来。如今我不仅教书搞研究，而且在国内成了挺“人气”的媒体撰稿人。我事业的最重要的基础，并不是接受了大人的武力权威而用功的结果，而是不听大人的话、进行“胡搅蛮缠”的行为。“胡搅蛮缠”训练了我的批判性思维和基本的辩论技巧。所以，我在女儿很小的时候，担心的不是她不听话，而是她太听话。我利用一切机会提醒她：有时候你是对的，爸爸妈妈是错的，并特别鼓励她挑战我们的权威，质疑我们所说的话，培养她独立思考的习惯。
作为大人，应该了解孩子的心智发育有一个过程。比如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做错事情不是出于有意，而是能力不到，就像晚上尿床一样，自己无力控制。家长的职责，是帮助他们逐渐认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不是靠体罚培养他们一种动物式的本能——不加思考地回避某些事情。另外，暴力的方式还会产生两种“抗体”：第一，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纽带被破坏，等孩子长大真需要家长指教和帮助时，他们就不来找家长了。我们这一代人在青春期时，常常不听家长的话，家长不得不让哥哥姐姐代他们劝说弟妹才有效果。这说明孩子对家长的权威有本能的抵抗。如今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不具备当年我们的家长所具有的选择，到时候还怎么教育孩子？第二，体罚频繁后，孩子对体罚不当回事，体罚也就失去了棒喝的作用。我的女儿从来不接受体罚，凡事家长都和她讲道理。如果真做了什么特别不对的事情，妈妈说一句“妈妈生气了”，她眼泪就会下来，会好好想一想。对她的严厉到此就够了。我们很少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手段。这就好像对从不吃药的人一点药就特别管用一样。
我不能否认，权威式的教育培养的某些品性，如服从、纪律等等，在某些领域还是有用的。比如军队、工厂，都更需要尊重权威而不是挑战权威。但是，世界在变，创意型的工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中国，过去是计划经济，你听家长、老师和领导的话，服从权威，权威会给你安排职位甚至你的一生，用不着你操心。现在是市场经济，大学毕业学校不包分配，从学什么、怎么学，到走什么人生道路、选择什么职业，都要自己决定。所以，孩子还是从小学会在和家长的对话中独立思考，自己为自己做决定比较好。最近美国有研究证明，从小挨打、挨骂的孩子的平均智商为98，那些不挨打或几乎不挨骂的孩子平均智商为102（人口的平均智商为100）。这4分之差很可能是因为不打孩子的父母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讲理、解释，增加了孩子和大人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不打孩子更符合“常青藤原则”。
孩子要宠不要惯：从分床说起
孩子上学前是否要和家长睡？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在美国，主流的意见和习惯从来都是自幼分床。这和美国人强调个人独立、强调夫妻的隐私的价值观念，以及美国住房面积大的物质条件恐怕都有密切关系。在日本，主张一起睡的就比较多，实际上许多人就是这么做的。这当然也是日本住房拥挤的反映。日本的媒体上，也有不少讲这样从小不分床，使孩子不独立，乃至日后有“母子分离”的心理危机的讨论。
我们的女儿是7岁以后才和我们分床的。其间也经过了一些小小周折。我们觉得孩子应该在一两岁时就和父母分床。之所以拖到7岁以后，还是出于“常青藤原则”中平等的观念，和女儿商量，尊重她的意志，保证在她自己愿意时分床。为此，我还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不分床的理论。
小女出生时，我们夫妇都在读研究生，能力有限，住的地方十分狭小。再加上是第一个孩子，没有老人帮忙，非常紧张小心，所以她从小就睡在我们屋里。
等她快1岁、该脱离婴儿床时，我们就开始考虑分床的问题。当时全家还在日本。记得那天去看儿科医生，顺便就问了一句：日本的不分床和美国的分床哪种好？没有想到，医生对美国很有成见。他说：“你们想想，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就自己孤独地躺在屋子里，不觉得父母在身边，长大后也不懂得和别人沟通，最后闹不好拿枪杀人了。那会儿父母后悔也晚了！”
这几乎是你能听到的最强烈的偏见了。我本来应该不理。不过，因为他说得十分激烈，我不得不把问题重新想一下。孩子身体确实太小。这么小的一个躯体，自己躺在一个屋子里，害怕是最正常的。我还记得小时候去一个同学家，他姐姐向我们抖落他的丑事，说他晚上没有胆量上厕所，就把尿撒到暖气片上，弄得屋子里臊得进不去人。当时我们哈哈大笑。现在想想，那位同学也是怪可怜的。他后来是我们几个里面最强壮的，不仅练就一身武功，还是学校头号球星呢。这样的人都怕成那样，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的孩子呢？所以，我对妻子说，能分床就分，但不要在这方面推孩子太厉害。
女儿两岁多时，妻子说服她分床，并且告诉她：爸爸妈妈的床就在几步之外，而且门也不关，不要怕。另外，现在的小床也做得很讲究：床头有一个手电筒，孩子半夜醒来，可以用来照明。女儿一开始觉得很新奇，还挺高兴。可是，第二天晚上就开始哭。到后来，干脆半夜哭着跑到我们床边来。我心一软，马上把她抱在怀里，两人一起睡着了。分床计划也就这样破产了。
为什么如此？并不是我溺爱孩子。我一直有个理论：孩子要宠但不能惯。所谓宠，就是满足她的一切感情要求。但是另一方面，该严要严，决不放任她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