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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一贯的思维习惯：从来不肯用“最”来描述任何事情。她的理论是：她必须见了所有的东西后，才可能用“最”来形容一个东西；而她是不可能见到所有东西的，所以她不能说“最”。这次她也不例外。虽然她不愿意得罪爸爸，但还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嗯，你就是我的爸爸，我唯一的爸爸。不过，世界上有许多爸爸，我都没有见到。怎么能说谁最好呢？况且我的爸爸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爸爸，对别的孩子来说肯定是他们自己的爸爸最好。这也没有办法比呀。”
我连连点头。她接着又说：
“任何东西，都没有最好。因为不管这东西怎么好，总是不能十全十美的好，总可能差那么一点，总有个更好的。”
我灵机一动：这不是很接近柏拉图的“理念型”的概念吗？于是继续附和她：
“你说得对。比如一个圆，最完美的圆是我们脑子里想的东西。但在现实中，你画的圆不管怎么圆，总不可能是最完美的。”
“是呀，”她马上说，“不管你怎么画，你画出来的肯定不是最圆的圆，最多只能是接近最圆的圆。”
我再帮助她总结：“那最完美的东西只是我们脑子里想的概念了？”
“对。所以我觉得不能用‘最’来说任何真实的事情。‘最’只是我们的想法，在真正的生活中没有。”
“你知道柏拉图吗？他就讲了许多类似的道理。”
“是你在车里听的课中老讲的那个人吗？”
我开车时确实放一盘西方思想史的讲座听，也正讲到古希腊哲学家。没想到她居然也对这个名字有印象了。不过，此时我马上意识到，孩子是否知道柏拉图根本不重要，关键是她有某种意识和思想。因此就此打住，让她赶紧睡觉。
在我看来，我们睡前这段小对话，就是常青藤的教育。她所思索的内容，许多大人恐怕也摸不着头脑。但是，孩子天生就是个小哲学家，会问许多哲学问题。比如：世界的边缘在哪里？世界从哪里开始？这是女儿三四岁时的问题。一次在她的幼儿园中，小朋友们讨论：“谁创造了世界？”一个女孩子说：“上帝创造了世界。”女儿则问：“谁创造了上帝？”还有一次，女儿和妈妈一起看芭蕾。她突然问：“第一个跳芭蕾的人，是从哪里学的芭蕾？”这些问题，都是大人无法回答的。但坚持和孩子互动，会激励她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及时告诉她爸爸妈妈也不知道答案，给她留下充分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常青藤原则”和死记硬背、满堂灌的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
中国文化以注重子女教育著称。但是以我个人的观察，不少很有文化的人，对孩子坚持权威主义的教育，不和他们多交流，而是习惯于简单的指令，让他们到各种班或者跟着各种光盘开发这开发那。甚至许多事业很成功的父母因为事业太忙而无法和孩子消磨很多时间，就让电视、电子游戏帮助自己看孩子。久而久之，孩子沉溺于电视和电子游戏，丧失了思考能力，甚至在感情和智力的发育中产生一系列病理问题。我在这里要说的是：父母是孩子第一个常青藤教授，要从小主持孩子的“讨论班”。每一个孩子，都天生具有接受这种常青藤教育的条件和权利。父母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常青藤式的幼儿园：兼论孩子不必早读书
孩子要不要上幼儿园？从多大开始上幼儿园？上什么样的幼儿园？这一直是争议不休的问题。我们传统的观点是：孩子应该上幼儿园。一般而言，上幼儿园的孩子在智力、感情和社会能力上发育得比在家里长大的孩子要快一些。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孩子的这些能力，需要在和更多的人的互动中才能充分发展。如果孩子总待在家里，和家长之间的交流不管怎么充分，也是比较单一的，许多社会内容（比如和陌生人、朋友打交道）根本不会出现，孩子也无从学会有关的社会技能，甚至连这方面基本的语言也难以掌握。用我们的话说，孩子大一点就需要有小伴侣一起玩儿，不愿意总和大人泡着。所以，孩子一岁半左右，送进幼儿园是有好处的。更不用说，中国是个独生子社会。孩子在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更显孤单。如果再把孩子交给老人带，则可能更有碍于其发展。一般而言，老人比较惯孩子，同时因为精力不济，跟不上孩子的节奏，无法和孩子形成有效的互动。这也是为什么老人带出来的孩子慢一些、社会技能差一些的原因。
不过，上幼儿园也并不是没有问题。比如美国最近有不少研究显示：上幼儿园的孩子有“行为问题”（如不听话、暴躁不安、欺负别人等等）的比率比较高。一项2006年的研究甚至称幼儿园的孩子在一天中体内分泌的压力荷尔蒙可的松 （stress hormone cortisol） 要比在家里带的孩子高。很显然，送孩子上幼儿园，固然帮助孩子学习社会、增加人际沟通，但也可能要付出代价，使孩子过早地承受各种社会压力。
我们的女儿在两个月多一点就进了幼儿园。在这方面，我们因为学业压力，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当然也没有在送与不送之间权衡。我更多的是看到了早送幼儿园的好处：孩子从小习惯于和陌生人打交道，适应不停变幻的环境比较容易。比如她15个月刚到美国的幼儿园时，半天内就适应了，一点也不认生，妈妈走了也不哭。而一个比她大两个月的女孩儿，因为是第一次上幼儿园，几个星期也不适应，甚至哭几个小时，逼得妈妈再把她接回家（在这方面，我们夫妇俩看法不同。妻子说如果她能够重新选择的话，孩子半岁前她肯定会放弃一切自己来带）。不过，我们在选择幼儿园时则比较精心。特别是女儿从十五六个月到5岁期间上的那个美国幼儿园（名字叫“创造性的儿童”），对她的成长发育非常关键。我不妨结合那个幼儿园谈谈幼儿园教育的原则。
这个幼儿园最好的地方是师生比例。在她一岁多到两岁出头时上的婴儿班，师生比例是1∶3，2个老师，6个孩子。而实际上，有的孩子因各种原因缺席，有的来了以后要睡觉，有时则还有助理老师帮忙。这样就经常出现一个老师看两个孩子，甚至一对一的局面。一年后上中班，2个老师6个孩子。再过1年上大班，18个孩子分3桌，也就是3组，1组6个孩子，1位老师。这样一直上到5岁。再者，所有老师都是大学生，都受过育儿的职业训练，有许多能唱能跳，比如婴儿班的领班老师还是康州交谊舞比赛的第二名，另外有一名黑人老师擅长非洲舞。大概最好的老师，是一些临时老师，她们大多是耶鲁的学生，才能极其丰富，说演戏就演戏，说唱歌就唱歌，说讲故事就是一大串故事。这样的环境实在是最理想的。当老师和孩子能到一对二或三甚至一对一的水平时，孩子就能得到大人充分的照顾，和家长自己看几乎无异；而各位老师技能多样，能够取长补短，教给孩子的东西比一个家长要多，在方法上花样也多。更重要的是，孩子有机会和别的孩子打交道、交朋友，培养了其社会技能。美国最近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孩子过早进入大群体的环境，会增加其日后的“行为问题”。而幼儿园能保持这么小的环境，从婴儿班到中班再到大班，逐渐扩大班级规模和孩子的社交范围，无疑给孩子以充分的适应时间，避免了各种“行为问题”的发生。用我们的“常青藤原则”来分析，大群体是大课式的教育，漠视孩子的具体需求。孩子因为年幼还没有社会化，不懂得遵守基本的社会规范，彼此容易冲突，也容易通过各种过激行为抗议自己所不理解的社会规范。小群体则使老师可以及时对每个孩子的具体需求做出反应，一个一个地帮助孩子学会基本的社会规范。女儿在这个幼儿园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戒律”掌握得特别好，就是因为老师能够根据她碰到的每一个小问题（如和其他孩子抢玩具引起的冲突）耐心帮助她领悟做人的道理。
这个幼儿园执行了非常严格的规矩：坚决不教孩子语文算术。我们开始时还就此提出异议，院长则特地解释了他们的教育哲学：在学前阶段，孩子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发展感情和社会技能，即怎么和别人相处、怎么在陌生人的环境中保持情绪的稳定，而非读写算术的能力。当一两岁的孩子离开父母到了幼儿园时，这个孩子就等于走向了社会。从大人的眼光看，她不过是要对付另外5个小朋友、2个老师。但对一个幼小的孩子而言，这几个人构成了一个“大世界”；要理解和适应这个“大世界”，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孩子在这一阶段的生活经验不需要读写、算术等技能。用理论化的语言来表述，读算这种学术性技能是理解超出我们的直接经验范围的世界的工具。在孩子连身边的世界还不能充分理解时，当然不需要这种技能，大人也不应该把孩子不需要的技能强制塞到她手里。当感情和社会技能还发展不充分、不稳定时，让孩子学读写算术，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挫折感。在挫折感中学习明明和自己生活不相关的东西，自然导致了厌倦。最后，孩子不仅读写算术没学多少，感情和社会能力也发育不成熟。感情上不稳定，社会技巧的缺乏，则使孩子对付不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在上学后成为影响其学业的最大因素。我在后面讨论早期教育和智商问题时将进一步指出，现代一系列新的研究和调查表明：在5岁以前开始阅读的孩子，日后的阅读发展反而比较慢。
女儿每天来到这个幼儿园，不是学什么读写，而是坐在老师的膝上听老师念图画书。我在本书第三部分讨论早期智力开发时引述一些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