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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以来，我没给父母写过一行字，于是每天早晨我心中就有种轻微的负罪感。我也向加拉说：
这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你知道我应当独自一人生活。
加拉把我留在费格拉斯，她回巴黎去了。在熟悉的餐厅里，起了一场风暴。一场我朝着微微抱怨的父亲挥舞着闪电投枪的风暴，他因我对父母的态度日益傲慢而感到悲伤。我们谈到了钱。事实上，我同戈曼画廊签订了一份两年的合同，而我就连这份合同的期限都记不住。父亲让我试着把它找出来，我回答这不忙，能慢慢来，不管怎么说，我当时太忙了。我也补充说，我花光了戈曼预付给我的所有钱，这令全家感到震惊。于是我在口袋里摸索着，把它们翻过来，从中一张张地抽出团得几乎不能用了的一些钞票。我把所有占地方的小额硬币都扔在车站前的广场上了。最后，我在桌上整齐排列出旅行剩下来的三千法郎。
第二天，布努埃尔突然来到赛格拉斯。他从诺埃尔子爵那儿收到一份“合作的股金”，用来拍摄一部会在我们脑海中闪现的影片。购买了我的画《阴郁的游戏》的也正是这位诺埃尔子爵！我在戈曼那里展出的全部作品都卖掉了，售价从六法郎到一万两千法郎不等。我动身去卡达凯斯，我的成功再加上开始搞《金岁月》，使我心情激动。照我的想法，这部影片应当传达受到天主教神话的辉煌创造浸润的爱的暴行。在那时，我已经赞赏天主教的伟大和它的各种大事件，并对此念念不忘。
“就这部影片而言”，我对布努埃尔说，“我希望有许多大主教、骸骨和圣体显供台。我特别希望大主教头戴绣花的主教冠，在克鲁斯海呷多岩石的洪水中洗澡。”
布努埃尔，以他那阿拉贡人的固执和天真，把整个这件事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反教权主义。我必须不停地制止他奔放的热情，对他说：
“不，不，别让人发笑！我喜欢这些大主教，我甚至很喜欢他们。我非常希望有某些亵渎宗教的形象，但应该加上当时的狂热，就像一次真正的神圣行为那样！”
布努埃尔带着脚本回巴黎去着手搞分镜头了。我独自留下来，呆在卡达凯斯。我每餐就着酒吃三打海胆和六块放在葡萄嫩枝上烤的排骨。晚上，我品味鱼场、番茄鳍鱼或炸首香狗鱼。有一回吃午饭时，我正切开一只海胆，我突然看到面前的海边有一只白猫，它的一只眼睛放射着奇异的银光。我走近它，这只猫并没有逃走。相反，它久久地凝望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于是我发现它这只眼睛被一个大鱼钩刺穿了，鱼钩的尖从扩大了的流血瞳孔中露出来。这看起来太可怕了，无法抽出鱼钩而不把眼眶掏空。我朝它扔了些石头，想赶走这恶梦般的景象。可随后一些天，每当我弄开一个海胆时，我就看到这猫的形象重又出现了，我吓瘫了。我终于相信这只猫是个预兆。事实上，过了几天，我就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向我宣布我被家庭无可挽回地驱逐了。此刻我也无法揭开引起这一不和的奥秘。这只涉及我和父亲。而我不想再碰疼这个使我们六年间都非常痛苦的旧伤疤。
我收到这封信时，最初的反应就是去理发。可事实上我做得更妙，我别了光头，接着把被牺牲的头发与中午吃的海胆空壳一起理到地下。做完这件事，我登上卡达凯斯一处能够俯视整个村庄的丘陵，我花了两小时凝望沉思我童年、青春期、成熟期的全貌。
夜晚，我定了一辆出租汽车，让它第二天把我送到边境，以便乘直达巴黎的火车。早饭时，我饮着卡达凯斯的烈酒，吃了一些海胆。我光头的影子在墙上显出清晰的轮廓。我迷恋起一个海胆的壳，向它立正敬礼。
威廉·泰尔？
卡达凯斯到波尼山口的道路蜘蜒曲折地渐渐升高起来。每一转弯处都重新展现着村庄和海湾的景色。在最后一个转弯处，从童年时起，我就转过头再一次把我内心深处的这个风景填满我的双眼。可这天，我坐在出租汽车里，没有回头收集我最后的图像，反而继续看着前方。
达利自传第十章
第十章
初入社交界——拐——贵族——卡利一勒一鲁埃城堡旅馆——丽第姬——利加特港——发明＿马拉加——贫穷——黄金岁月
刚刚到巴黎不久，我就急于离开这儿了。我想马上继续进行在卡达凯斯考虑过的那些绘画探索，从家中被赶出来这件事中断了它们。我打算画一位“无形的男子”。确实就是这件事！可无论在哪儿都应当做这件事，或许在乡下。我也打算带加拉走。想到我的房里现在能有一位真正的女人，她有乳房、汗毛、牙床，我就觉得这非常诱人，我都不敢相信能真正实现这件事了。加拉准备跟随我，我们只需选择一处要去的地方。出发前，我在超现实主义团体内提出了某些大胆的口号。等我回来时，我就会看到它们产生了多么挫伤士气的效果。我说：一卢塞尔对韩波，现代风格的物品对非洲的物品，欺骗眼睛对造型美，模仿对阐释。”所有这些将足够养活他们几年了。我有意不做什么解释。我仍不是一位“健谈的人”，所以只想提出注定会缠住大家的那些本质的言词。我病态的羞怯使我每当该开口讲话时就会体验到可怕的痛苦不安。我以西班牙人特有的狂热和露骨的方式，表达受压抑的口才在长久沉默中集聚起的那一切。我想论战的急躁心情忍受着献身法国式谈话的一百零一位殉道者，这种谈话点缀了如此多的机智和见识，从而时常掩盖了它缺乏骨架的毛病。我终于向那不断跟我谈论“题材”、谈到库尔贝的“题材”和他如何操纵他才“题材”的艺术批评家问道：
“你吃过它吗？一堆无价值的大粪，我更喜欢夏尔丹的题材。”
一天晚上，我在诺埃尔家里吃饭。他们的住宅令我胆怯，我看到我那幅《明郁的游戏》挂在墙裙葱形饰处，在～幅克拉纳赫作品和一幅华托作品之间，我感到极为得意。同桌进餐的人由形形色色艺术家和社会名流组成。我很快就明白了我是大家等待的对象。我也确信我的羞怯令诺埃尔全家很感动。每当饮料总管凑近我耳朵悄悄跟我讲话并以谈知心话的语调提到酒的名称和年份时，我都以为要谈的是某些严重的问题，以为加拉被出租汽车压了，以为一位愤怒的超现实主义者要按我一顿。于是我面色苍白地惊跳起来，打算局开餐桌。但并非这类事，什么都没发生。饮料总管带着一种最静止不动的尊重态度，提高声音再一次向我证实：“沙托奈夫一杜一帕普，1923年。”我一口就喝干了这种让我害怕的酒，我希望借助它大大克服我的羞怯并重获说话的能力。我总是欣赏那种人：他并无什么惊人的事情可谈，但却能在二十个人的晚餐中成功地照他的意图左右谈话，在让大家听到他谈话时，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吃喝。他甚至会做得更妙，吃喝得胜过任何人，并以优美的方式打断谈话的中心，可却让人毫无感觉，使别人认为不礼貌的是他们自己。
初次在诺埃尔家吃晚饭期间，我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贵族（当时这样称呼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土”）远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更受不了我那类思想。事实上，上流社会的人士还保持着讲究高雅和文明的返祖性因素，而资产阶级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一代则刚刚怀着欢乐之情献身于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各种新观念。
第二件事，就是发现了一些野心家，他们是被成功的狂热吞噬的小狗。他们坐在所有摆满着最美丽的水晶玻璃器皿和最华贵的银器的桌子旁，来炫耀他们的男女私情和讲闲话的聪明。
那天晚上，我决定利用这两类人，使上流社会的人士从经济上支持我，让野心家用妒忌的蠢话和中伤替我打开盛名之路。我从不害怕闲话，听任它们形成。所有野心家都为此忙得满头大汗。闲话一形成，我就看着它，研究它，并总能终于找到让它对我有利的最佳方式。心怀恶意者们的活动，像风一样吹起来时，是一种能独自使你的胜利之舟行驶的力量，重要的是你一秒钟也不要放松掌舵。野心对自我并没兴趣，它感兴趣的是获得名誉地位。从我到达奥赛车站那一刻起，我就获得了既无人知晓、又无行李和护照的光荣。必须回去寻找它们和雇些“搬运工”。也必须让人在我的文件上签字。这些步骤和这成堆的文件可能会吞没掉我的余生。于是我开始打量周围，寻找那些可能替我搬运行李的人。我找到了他们，很快就把他们弄得筋疲力尽。我行李太多，而且我去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也太远。在极不同的环境下，我选了另一些人，允诺把他们引到等待着我的光荣那儿去。我本人已谈过它了，我不想到达，我将要到达。别的人要依赖我。
什么是上流社会的人士？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用两脚直立，而是像红鹤那样用一条腿保持平衡。这种有意做出来的贵族姿势显示了他们想除了接触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外不再接触世上各种琐事的意愿。这种自我中心的姿势，很快就让人疲倦不堪了。上流社会的人士也需要支持，他们把一群一条腿的人聚集到他们身边，这群一条腿的人，在诸如艺术家、鸡好者、吸毒者之类的五光十色外表下，用“人民阵线”的最初的那些忙乱来向他们提供支持和保护。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