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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广告，要是我有幸让记者了解我是难并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就把我的面包给他们，就像圣芳济各跟鸟儿做的那样。”
这似乎很没意思，以致我的那些对话者不禁皱着眉头、撇着嘴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我。可我仍固执地问每个人：
“为什么你相信我的面包会在记者身上产生最大的效果广
我除掉包着面包的玻璃纸，用报纸包住我的面包，以便使当着摄影师和记者的面打开它时会更高兴……我们到达了纽约，在填写登陆所需的表格时，有人通知我和记者们在我的客舱里等我。我遇到狄奥根尼遇到过的那种令人困惑的事，他从酒桶里裸体走出来，大白天拿着点燃的蜡烛，没有谁问他要寻找什么。说到我，没有一位记者跟找提任何一点儿有关我面包的问题，我一会儿把这个面包挟在手臂里，一会儿把它像根大棍子似地立起来。相反，他们似乎十分了解我的个性、我的作品和我私生活的细节。
“您刚画了一幅您夫人的肖像，有两条烤熟的排骨在她肩上摇晃，”其中一位说，”这确实吗？”
“这是事实，不过那些排骨不是烤熟的，它们是生的。”
“为什么广
“因为加拉也是生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排骨和您夫人放在一起呢？”
“我喜欢排骨，我也喜欢我的妻子，我没什么理由不把排骨和妻子画在一起。”
这些记者确实胜过他们的欧洲同行。他们对“荒谬的事物”抱着一种冷静而又强烈的兴趣，并且非常熟悉他们的职业，完全明白什么能给他们提供“故事”。他们对耸人听闻事物的敏锐嗅觉立刻把他们引导到每个问题的核心，以便从中抽出将成为几百万饥饿的读者精神食粮的东西。在欧洲，记者揣着已写好的文章去采访。他只是去那儿证实他所想的或他的报纸所想的，而把分辨他说的是真还是假的工作留给了读者。欧洲具有“历史感”，但没有新闻意识。
我们到达美国的那天，记者们经过清晨的狩猎，带着他们胜利地抛向天空的一对排骨和令人满意的猎物回去了。当晚，大家吃着生排骨；我知道至今在远离纽约的地区人们还在继续啃着我的骨头··’…
我走上尚普兰号的甲板，一眼就看见了纽约，它呈现着灰绿和脏乎乎的白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哥特式羊乳干酪。由于我喜欢羊乳干酪，我欢呼道：
“纽约在向我致敬！”
接下来，轮到我向它那真正宇宙般的宏伟气势致敬了。纽约，你是～个埃及！不过你像一个颠倒的埃及，因为法老们树起了死亡的奴隶制的金字塔，而你树起了战胜它的民主制的金字塔！
第二天早晨六点左右，在圣莫里兹旅馆第八层楼里，我经历过一场涉及情欲和狮子的长长的梦之后醒来了，眼睛虽然完全睁开，可我还惊奇地听到在睡眠中追逐我的狮子的吼叫声。我觉得这些吼叫声同野鸭的叫声和另一些难以分辨的动物叫声混合在一起。除了这种情况外，差不多就是一派彻底的静寂了。我曾预想会是一个充满可怕的嘈杂声响的城市，而现在我在这儿却发现了一种狮吼都难以穿透的静寂。给我端来早点的楼层传者是个加拿大人，法语讲得好极了。他向我证明我的确听到了狮吼。因为我们位于中央公园动物园的上方。事实上，我从窗子里看到了那些笼子，甚至还看到了在水池中掺戏的海豹。
我一天的各种体验，恰好系统地驳斥了纽约是个“机械的现代化城市”的陈词监调，这是欧洲先锋派美学家们希望当作反艺术的纯洁范例强加给我们的。不，纽约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或者说至少它不再是这样的一座城市。纽约不喜欢现代主义。
由公园路的一所房子（它的立面就开始强烈地显示着反现代主义的精神）起，我开始了一系列的午后鸡尾酒会。这幢楼是新的，一队配备着黑烟论的工人把过于白的墙壁涂成能显得年代久远的色彩效果，使它们具有那种特殊的巴黎色调；而就在这时，欧洲的建筑家们、勒·柯布西埃们和其他一些人则在发现浮华的新材料方面碰破了头，为了模仿所谓的纽约光彩。他们没把这些材料弄黑。刚一进入电梯，我就注意到这一惊人的情况：并没用电照明，只有一只粗大的蜡烛作为全部的照明设备。在楼梯间深处，挂着一幅相当熟练的埃尔。格到柯的复制品，四周用西班牙红天鹅绒边饰装演着。我觉得这种天鹅绒是真的，可能是十六世纪的。而这并非一切。这个套间也没让我失望，在这儿可以看到哥特式的东西、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东西、一幅达利的作品、两架管风琴··、…
整个下午，我用来参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其他套间和旅馆的房间。我们从一处鸡尾酒会到另一处鸡尾酒会。有时，好几。个鸡尾酒会在同一大楼里举行，这造成了一些动人的混乱，我不通英语的情况更加重了这些混乱。找从中得到这样一种总印象：纽约是座无电的城市，人们只用蜡烛来照明。在用电灯照明的场合，处处都用路易十六式灯罩，羊皮纸手稿或贝多芬乐谱来抑制电灯的光线。
晚上，我参观了一座疯狂的电影殿堂。它装饰着从（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到卡尔波的小雕像等最不同的青铜艺术品，装饰着从讲述小故事的绘画到用令人惊异的镀金城脚板件的油画。一股泉水从一群最恶俗的白留中涌出来。另外还有一些管风琴、一些管风琴、到处是一些管风琴……
睡觉前，我由～位戴着大礼帽的非常讲究礼节的公谊会教徒陪同着，在圣莫里兹的酒吧里喝了最后一杯威士忌。我碰到他时，他正在哈莱姆区的肮脏夜总会里偷偷地花天酒地。他再不愿离开我，讲着法语，让我猜他想向我吐露的一个秘密。加拉也预感到这一点，因为她天真地跟他说：
“我确信你生活在一种同超现实主义者相近的精神状态中。”
这个人轻松了起来，向我们讲了他是某个完全独创的通灵论派系的公谊会教徒。他的每个朋友都不了解这个秘密，但由于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他打算向我泄露这个秘密，因为他明白我会理解的。多亏了最近的一种发明，这个派系的成员与死人讲了话。这种谈话只能在死亡后的四个月内进行，在这段时间内，死者的灵魂留在死亡的地点。加拉问了一些更精确的情况。这位通灵论的公谊会教徒等的就是这个，以便能进一步说明：
“我借助一个橡胶吸盘，把一个小的铜号固定在墙上。就是这样，从我父亲死后两个月来，我每夜在睡前跟他讲话。”
我让他明白同死者谈话的时间临近了，我们该分手了……
在纽约的第二夜，我在睡前通过想象重睹了与美国初次相会的各种细节。不，一千次不，纽约的诗意并不存在于他们曾想使我们理解的那种事物中，尤其是不存在于洛克菲勒中心的严格直线条建筑中。不，纽约的诗意是古老而又激烈的，就像世界的诗意，就像永远不变的那种诗意……
连续许多个早晨，我臂下挟着面包独自～人到纽约街头散步。有一次我走进五十七街的食品杂货店，要了份荷包蛋，面对着大家的惊愕，我从我那个大面包上切下一小块，就着荷包蛋吃下去。一些人迅速围住我，向我提出各种截然不同的问题，可我并不能理解这些问题。我耸耸肩，羞怯地微笑着，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我的面包渐渐变于变小了。到该摆脱它的时候了c可在哪儿摆脱它？一天上午，我走到瓦尔多夫一阿斯托里亚旅馆门前时，它裂成了两块，钟敲了十二下，这是幻想的时刻，我决定去塞尔特屋吃午饭。我打算穿过街道之际，滑倒在地上，两块面包落在老远的车行道上。一名警察跑来扶起我。我转过来去看那块面包在哪儿。它们已经不见了！一丝痕迹都没留下，它们的隐没对我一直是个谜。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行人把它们拿走了。我十分不安地感到这涉及了一种发狂的主观现象，面包就在我眼皮底下的某个地方，而我却由于一些感情因素没能看到它，这些感情因素此后我必然会确定的。
这次意外事件是一个发现的出发点，我答应到巴黎索邦大学用“无形的面包”这一能引起联想的标题来揭示这个发现。在这个报告中，我介绍并解释了那些突然看不见某些东西的现象，某种据其遗忘症性质难于发现的消极幻觉。人看不见他所注意的一切，这并非一种乎乎常常的疏忽现象，而是一种幻觉现象。随意诱发它的能力显然会使有形的实在变得看不见了，并使偏执狂的魔法具有了它最有效的一种武器。所有发现就这样得到了一个不由自主的出发点。哥伦布在寻找相反的地点时发现了美洲，炼金术上们在研究点金五时发明了合金，而我则在寻求论证面包的顽念时刚发觉看不见它了。我无法用一种满意的方式在我的“无形的男子”的肖像中解决的，正是这同一个看不见的难题。人所不能做到的事，面包却能做到！
我在米里安’列维处举办的展览是次巨大的成功。大部分画找到了买主，新闻界，尽管好斗，同样承认了我画家想象力的天赋。我必须乘清晨两点离港的诺曼底号重返欧洲。动身的前一天，卡列丝·克罗斯比和她的几位美国朋友，为了向我表示敬意，下午在红公鸡组织了一场“如梦的”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