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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都是将其收入用于“以厂养厂”，补贴其他大部分亏损的省营企业。
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无疑又是陈三年计划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其余类似的“陈氏手笔”还有：广州市政府合署大楼、海珠新堤、洲头咀内港、西南航空公司、中山大学新校舍、市立气象台及30条新辟马路等。而于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便成了“陈济棠时代”的压轴之作。
读经•；禁服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近代至民国时期军阀的共同特性，即使是在经济建设上颇为“前卫”的陈济棠也不例外。他对“国粹”的热爱可谓如痴如醉，至死不渝。
虽然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他对许多新的事物都颇能接受，但一旦涉及意识、观念和文化，便处处表现出其强烈的保守本色。1933年底，陈一手发起“广东复古运动”，大倡尊孔读经，并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除强令大中小学生都必须课读经书外，还开设研究“固有文化”的明德杜、学海书院，分别由其兄陈维周和社会党魁张君劢、张东荪主持，邀清谢幼伟、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担任导师。陈因此一时“声名鹊起”，大有“再造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
奇怪的是，陈对“有伤风化”的娼赌却睁一眼闭一眼，从不厉行禁止（因为可以创收）；相反，对“奇装妖服”和跳舞，则大加挞伐，理由当然还是“正人心”。1935年9月，广州当局首次宣布“禁服”，不许妇女“招摇过市”。5月5日，30多个“维持风纪队”开着囚车，沿街查处违禁者。一旦发现，即拘至警署训诫，然后在其衣袖加盖“违反标准服装”的印记。而此前，广州所有的舞厅，早已关门大吉（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恢复）。陈似乎“意犹未尽”，还先后颁令禁止男女同台演出，禁止男女同池游泳，禁止戏剧、电影出现“诲淫诲盗”场景等。
喜术•；投机
与上述“道貌岸然”相映成趣的，是陈济棠的“喜术”——迷信阴阳术数。这点，他倒可以与吴佩孚引为“知己”。
这俩哥们因占卜算卦、命相“风水”而留下的喜剧故事，简直不分伯仲。吴是每战必卜，并自称是戚继光“转世”；陈则每提拔一军官，都要请术士过目，验看是否“脑有反骨”。结果大家的下场，也都如出一辙：吴栽在“稳操胜算”的战事上，陈栽在“足堪信赖”的部下手里。
这也说明，凡喜术者，都是善于“投机”的“机会主义分子”。打开史册，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历来盛产此类“英雄”。
精彩言论
关子教育：教育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今日的教育问题，是我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
关子经济：一方面建设国家经济（即国有经济），一方面同时建设国民经济（即民营经济），以国家经济力量发展国民经济。
关于民生：无论消费建设、生产建设，均应以能够适应人民的需要为前提。若果人民的痛苦不能解除，则一切的主义都是空谈。
关于广东；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破坏之后。自应速谋建设，以回复地方元气。
代表作：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
为了建设“模范之新广东”，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对地方建设进行系统规划。他把缺乏“一定不变之计划”视为广东政治“病态”之首，其本人及各有关部门提出和实施了多个关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其中，由陈济棠拟订，于1933年正式实施的“三年计划”有40多万字，是最有影响的总体规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被认为是陈济棠推进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里程碑。
“三年汁划”包括乡村和城市、政治、经济、教育、交通建设等内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纲，陈济棠为编制“三年计划”颇费心血，并广泛征求多方意见，甚至包括其以前政敌的意见，完成后竟然“大病一场”，连梁漱溟亦叹为“用尽心力”。
市政奠定现代化城市格局
广州的城市面貌本来很旧，陈济棠大搞市政建设，在市区大修马路，建成惠爱路（命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西湖路、豪贤路、清平路等马路30条；海珠新堤、市政府合署大楼、中山图书馆、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先后建成；1933年建成海珠大铁桥，贯通南北市区。
商业规划中心商业区
把惠爱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业区规划为广州的中心商业区，建成中山戏院、新华戏院、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等。据描述，当时“广州的大街小巷布满商店”，平均约50人就有一间。
交通形成交通网络
陈济棠时代广东公路无论长度还是地理密度，都居全国第一；完成粤汉铁路建设；在广州珠江沿岸建码头数十座；建成天河机场，与广西合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开创了广东民用航空事业。
文化发展高等教育
陈济棠虽出身行伍，却很重视文化建设。除改善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等10所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外，还创办了省立勷勷大学、省立国医学院、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及省立农业、水产、美术、音乐等4所专科学校。
民生物价低康平稳
当时广东物价低廉平稳，有些年份还颇为宽裕。当时，广东普遍流通港币，港币一元可买花布20码，一个仙可买一份早餐。一般工人月工资20个大银，一月生活费用2个银元。一位曾在广州读书的人十分怀念其读书生活，把它与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学生生活相比，认为二者“相差无几”。
军阀与地方建设
海外历史学家谢里登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军阀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带来了直接与间接的恐惧与盘剥，不过，这主要针对北洋时期的军阀，不能直接套用在南京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上。
1927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了一个有别于北洋时期的时代，显示了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气象。南京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不同于北洋时期的军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统治手法也与北洋军阀有所不同。
在地方建设上取得一定实绩的军阀如：阎锡山在山西实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陈济棠在广东“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刘湘在广西搞经济建设，马步芳在青海禁毒等等。所以，老山西人对阎镐山，老广东人对陈济棠，老广西人对李宗棠与白崇禧，都表现出一定的怀念之情。有军阀史研究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制极易忽视地方利益，因此但凡国家遇上有乱事，出现地方割据现象，只要地方领导人注重地方利益，就容易受到当地人的推崇。
粤军建设与“两广事变”
1932年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巩固其地位，防止蒋介石报复，他把“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加强对广东的控制，作为当务之急。他将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3个师扩编为3个军，各辖2个师，另增编教导师1个、独立师2个、独立旅5个、独立团8个和炮兵团、战车营等，使陆军兵力猛增至15万人。为使广东海、空军将领反对蒋介石，他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分出来，独成体系，直属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任命陈策组织海军司令部，接管各舰艇队、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组建一团陆战队，驻守琼崖；任命张惠长成立空军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空军学校、一团地勤部队和飞机场等。这样海、空军将领都皆大欢喜。1932年4月下旬，他又以节省军费为名，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司令部和张惠长的空军司令部，以武力接收，并以他的亲信张之英和黄光锐分任海、空军司令，独揽了广东海空军大权。接着他购买了4艘鱼雷快艇装备海军；将空军扩充为4个飞行大队，各种飞机130余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飞机场10多个，大大加强了海空军的战力。
他在扩编部队的同时，还扩充了军事学校，把培养军事干部做为发展军事势力的基本问题。他说：“军队之基础，建筑在下级干部。如各个班、排长自身都不振作，那这种军队就不能用，不能替党国效力。”早在他任第4军军长时，就设有军官教导队，到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时，他把教导队扩充为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此后，他又将军官学校改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燕塘军校）。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学生，在复试时要经过他兄陈维周亲自逐个看相，认为有福气而无反骨的才加以录取，编入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施行定期教育训练，毕业后分派到各部队任下级军官。他将部队行伍出身的尉级军官分期分批调进该校补充班受训6个月，提高其组织指挥和学术水平。在该校还设有军事深造班，将各军机关和部队的校级军官，分批调训。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自成一个军事系统，保持本集团的部队不至被其他军事派系所渗入而起分化。他亲自规定选拔军事干部的五个条件：第一要立志，要有做非常的事业之志。能刻苦耐劳，努力奋斗，眼光远大。第二要锻炼身体，具有金刚不坏之身。规定干部每天早晚都要到野外出操，锻炼身体。第三要明白主义，为“三民主义”而战，“顺逆攸分，为胜败攸分”。第四要有团体生活的意识。在本团体内要亲爱精诚，同患难，共生死。意识统一，行为统一，保持团体的生存。第五要有牺性精神。要能损弃个人的私利私见，把个人的自由牺牲，把个人的知识技能献给团体。第六要得到人民的同情。要具有不要钱、不怕死、爱人民、爱国家、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的军人的人格。陈济棠还亲自担任军事政治学校的“心理改造”课讲授。他提倡道德修养，要注意八大要点：“孝悌、忠信、礼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