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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3个师团的日本军火运给陈济棠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且说陈策的海军劫夺陈济棠运送军火的“水东”轮，使陈济棠购买的军火血本无归。因赣南“剿匪”在即，已经来不及向欧洲、美国购买军火，陈济棠就将主意打在还算近的日本身上，结果与日本驻广东武官和知鹰二一拍即合。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制定了一份对华政策文件，规定日本要“一心一意向解决满蒙问题之既定方针迈进”，同时，“一面努力封闭第三国对此容喙之机会，确立东方门罗主义；一面努力消除排日、抗日之根源，如有可能，有必要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分别建立与满蒙一样的亲日、独立国家”。（见《大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日本认为，将华南从中国分离出来，总比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之下更为有利。据此，日本军方加强了拉拢两广军阀的工作，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的陆军武官和知鹰二，在闽、粤、桂一带策划“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与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密切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王季文来到广州，与和知鹰二进行密谈，向日本提出了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教官、建设空军等要求（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14，IMT49）。桂系军火及军事技术均来自日本，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日本将领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9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但所有势力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李宗仁的至交刘斐便告诫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日本明知粤桂两系几乎每天都高喊抗日，为了破坏中国统一以利其侵略中国，仍继续给两广以军事援助。
历史上桂系、粤系军阀发动的“抗日救国”的“两广事变”，更是闹剧一场！白崇禧分析蒋介石之兵力无暇南顾，且湖南何健愿与两广合兵攻武汉，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济棠之胞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后禀报道：“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一个“友邦”之称，一个“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并预定“北上抗日”到武汉为止，接着“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可见他们“抗日”的真谛不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已。
尽管两广起事宣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尽管他们宣布此举为“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尽管他们的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日本军方却似乎“宽宏大量”，派遣军官百余人到陈济棠粤军充当顾问，集中住在广州沙面别墅，指导陈济棠的“抗日大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桂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尚未计入！
当然，尽管1931年后两广地方实力派为增强反蒋声势，维持半独立地位，与日本多有接洽，也购买了一些日本武器，聘请了日本顾问，但他们出于民族大义，并未与日本签订什么协议，最多是一些心照不宣的默契。广东地方实力派中甚至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且有翟歧卿到蒋统区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只是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两广事变”发动时白崇禧、陈维周所言，至多只能视为虚张声势的打气之词。两广只是利用了少数日本人而已，并没有到“联日”的程度，以后更是利用日本武器坚决抗日，这与汪精卫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陈济棠失败下野后，桂系立即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驱逐出境。李、白决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他们确实也这样做了，在广西积极开展抗日、民主等活动，“七七事变”后桂系军队2个月即装备4个军，共48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在台儿庄、昆仑关之战中立下不朽功勋，此乃后话。
闲扯一大堆，无非是说明当时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却在暗中与日本接洽，大批购买日本军火。和知鹰二为了实现他的“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积极为军火一事牵线搭桥。当时日本正陷入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而无法自拔，占领中国东北又遇到几十万抗日义勇军的抵抗而无法专注建设，只有军火能换回硬通货。此次陈济棠为尽快取得军火，答应拿出1000万元巨资，以及江西大余的大批钨砂，换取日本陆军3个师团的标准装备。
权衡之下，日本陆军部很快就同意为陈济棠提供3个标准师团的装备，除巨额外汇的因素外，缺乏资源的日本也急需这一大批制造枪炮最重要的原料——钨砂。该批钨砂从大余运至黄埔港装船时，被码头工人发现运往日本，一时大哗，工人们以大罢工抗议，被陈济棠派兵弹压，终于把这批钨砂运到日本。所以叶挺估计在黄埔港只要揭露陈济棠勾结日本的证据，码头工人是会支持坚决抗日的十九路军的。
叶挺对3个师团的装备运给陈济棠一事知道大概（蒋先云告知），于是作两手准备。一是派出福建海军舰艇，日夜监视台湾海峡航线，于7月初发现3艘日本万吨轮在驻台湾的日本海军舰艇护航下南行，判断必为军火船。二是以大规模登陆演习为名，将2个陆战旅调到东山岛（就是21世纪初解放军每年定期举行反“台独”三军联合演习的地方），并宣布全岛戒严，不准岛民上岸（另电讯监控确认岛上没有日本人的电台发报）。东山岛在福建与广东交界处，此前十九路军经常在此举行演习，驻台湾日军开始十分紧张，后也习以为常。
由于福建、广东海域交界处是中国海军与驻台湾日本海军的默认分界线，日本海军舰艇至此回航，3艘巨轮进入广东海域以为已经安全了，保持12节的经济速度行驶。因夜黑能见度差，每船之间的距离保持在5海里，这就为福建海军逐一奇袭提供了机会。
3艘日轮进入广东南澳岛海域，夜色已经漆黑。此时福建海军调集的全部20艘快艇，满载数百名精选的陆战队突击队员，以及上百名海员（预定操纵日轮），以20节的高速全速行驶，至夜晚9时追上日轮。
陆战1旅的旅长杨廷英亲自指挥这场特殊的夺船战。
追逐的这段时间是最危险的时刻，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会前功尽弃。然而，杨廷英很快就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在过台湾海峡时提心吊胆几天后（害怕福建海军强行截夺），船上的人员都已经疲惫不堪，加上进入广东海域，全部放松了警惕，倒在舱房里呼呼大睡，只留下驾驶员和大副在驾驶舱控制船只，整条船处于不设防状态。夜色漆黑，同时，相对于货轮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快艇的声音很容易淹没在海洋的噪声里面。
经过十几分钟紧张的追逐，先头快艇率先靠上货轮的尾部。一名突击队员抛出飞抓，钩住船舷的栏杆，然后用力拉了拉，确认没有问题后，立刻沿着绳索爬了上去。爬到船沿后，他左手握住绳索，右手掏出手枪，慢慢探出头去，迅速扫视一遍甲板，只见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甲板上空无一人，随即抓住栏杆轻轻一跃，悄无声息地落在甲板上，然后取出背着的绳梯，在栏杆上绑好，再探头向下做出安全的手势。接着他连续几个漂亮的前滚翻，最后伏在一堆缆绳后面，密切注视着货轮的前部，掩护队友登船。
等到聚集到30多个人的时候，突击队分成四组：一组控制驾驶室，一组控制货舱，一组控制船员宿舍，一组控制动力舱。
10分钟后，最后面的“旭日丸”已悄无声息地落入突击队手中。40多名日本海员被结实捆绑、塞口关押起来。
福建海军派出的40多名船员随即上船，分布到各个岗位，操纵了这艘货轮。
如法炮制，突击队又控制了中间的“旭日丸”。
在夺取最前面的“东日丸”时却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8名队员悄悄地摸到驾驶舱的外面，背靠墙壁，伸手握住门把手，用力一拉，舱门应手而开，先头一人一个箭步跨了进去。正在驾驶舱的大副松川洋介听到声音，急忙扭头察看，突击队员手中的匕首飞快地从他的咽喉划过，随即，一条血痕出现在松川的脖子上。这个秀气的日本人惊恐地圆睁双眼，喉头发出咯咯的声音，双手